学者陈独秀没有很好理解“民主”与“科学”的关系

科学和民主是五四启蒙思想运动的两面旗帜，妇孺咸知。二者的关系，通常认为是并举的，不存在谁是本谁是末的问题。二者究竟有无本末的关系，不妨去考察一下陈独秀当时是如何提及科学与民主的。

学者陈独秀没有很好理解“民主”与“科学”的关系

陈独秀

他在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首先对科学有一个界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

显然，陈独秀是将科学置于想象的对立面，他所谓的科学是排斥想象的。就今天我们的所知来看，这种界说是有问题的。客观地说，陈独秀这种把科学置于想象的另一极也是好的一极的做法，无非是要提高科学的地位。这就是，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姑且不追究这种对科学的极端崇拜造成的后果，而要特别指出的是，正是在这里陈独秀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主张，即科学与人权并重。他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既然最初是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进行思想启蒙的，为何后来变成了科学与民主呢？这主要是由于陈独秀后来又把科学与民主并举。他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还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路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就是科学与民主并举的由来。

时人读到这些文字，大概是折服于科学与民主之旷世奇功，又想当然地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来钦定了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于是就忽略了去追问二者到底是不是并重的问题。大约要到20世纪70、80年代，才有学者反思这个问题。顾准就是其中的代表。

学者陈独秀没有很好理解“民主”与“科学”的关系

顾准

其实，早在五四之前，近代中国士人严复已经触及这个问题，体现在他提出的艺与政之关系。在他看来，其曰政本艺末也，愈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且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故赫胥黎氏有言曰：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致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谓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也。这就是说，作为艺的科学是政治的根本与基础，而不是末。因此，科学与政治就不是并举的关系。这里严复并没有因为科学是政治之本，就说政治处于末的地位。我们由此还可以推出：一个不重视科学，科学不发达的国家与民族，要想政治民主、社会开明，也是很困难的。

学者陈独秀没有很好理解“民主”与“科学”的关系

严复

陈独秀把科学与人权、民主等并重，确实突出了它们各自的重要性，他尤其将科学的重要性推到极致。但是，他仅仅看到了它们是促进欧洲兴盛的两轮，而没有看到和仔细探求这两轮的内在关联。如是做的结果就是，极有可能把其中之一轮夸大到无穷，进而损害了它的合理价值。

因此，在上个世纪有不少学者提出要回到五四，超越五四，其想法是不错的。要超越五四，前提是要回到五四。而所谓的回到 五四，也不是真要过那样的生活，不过是要尽可能地设想出当时的情境，尽可能理解他们有关的言论主张。因此，依据上述之分析，陈独秀把科学与人权、民主等并举，即便注意到了它们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很好理解彼此之间的内在关系。正确的提法应是：科学是人权、民主之本。只有这样，才比较准确地把握了科学与民主在西方文明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和价值。

陈独秀对"民主"与"科学"关系的认知局限及其思想史意义

关于五四时期"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关系问题，陈独秀的论述确实存在值得商榷之处。细究其思想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层面的认知局限：

一、概念界定的机械性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将科学简单界定为"理性"与"实证"的对立面，这种二元划分暴露了其科学观的狭隘性。现代科学哲学研究表明，科学发现过程本身包含着想象力的创造性作用（如爱因斯坦强调的"思想实验"），将科学完全置于想象的对立面，实则是将复杂的认识论问题简单化。这种机械划分源于当时救亡图存的急迫心态，导致其将科学工具理性绝对化。

二、概念演变的模糊性
从"人权"到"民主"的概念转换，陈独秀并未给出充分的理论说明。考诸西方思想史，人权（Human Rights）源于自然法传统，强调个体权利；民主（Democracy）则是政治运作机制，二者在理论谱系上存在本质差异。陈独秀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其思想中政治实用主义压倒理论严谨性的特点。这种概念滑动导致后来中国思想界长期将"个人解放"与"民族救亡"两个命题混为一谈。

三、关系认知的失衡性
将民主与科学比作"舟车之两轮"的机械并列，忽视了二者在现代化进程中复杂的互动关系。历史实践证明，科学的发展需要民主制度保障学术自由，而民主的良性运作又需要科学精神破除蒙昧。陈独秀的并列说未能揭示这种辩证关系，反而将二者割裂为平行发展的两个维度。这种认知局限使得五四思想未能发展出更具深度的现代性理论。

从思想史角度看，这种局限具有时代必然性。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语境下，思想先驱们不得不采取"拿来主义"的实用态度。但今天重新审视这段思想历程，我们应当认识到：真正的现代性建构需要更细致的理论分梳，既要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又要超越其简单化的思维模式，在民主与科学之间建立更具生命力的理论连接。

《论陈独秀"科学"与"民主"关系认知之局限》

陈独秀先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其提出的"科学与人权并重"之说，确实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然细究其思想脉络，其对"科学"与"民主"关系的理解，实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陈氏将科学简单界定为"想象的对立面"，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本身就有违科学精神。现代科学哲学早已证明，想象力和假说构建恰是科学发展的核心动力。爱因斯坦曾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亦始于对苹果坠地的想象。陈独秀为强调科学的实证性而否定想象的价值，这种偏颇认知导致其科学观存在根本性缺陷。

其次，从"人权"到"民主"的概念转换，反映出陈氏思想中工具理性的膨胀。在《敬告青年》中，他尚能保持"科学与人权"的平衡论述；而至《答辩书》时，"民主"已被简化为反传统的工具。这种转变使其民主观陷入"破旧"有余而"立新"不足的困境。民主本应是保障人权的制度设计，但在陈氏论述中，二者渐行渐远，最终沦为并立的口号。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陈独秀未能认识到科学精神与民主政治的内在关联。科学要求的怀疑精神、实证方法与民主制度中的理性辩论、程序正义实为同源之水。西方启蒙运动中，洛克的经验论与代议制民主、休谟的怀疑论与权力制衡，皆体现这种内在统一。而陈氏仅将二者视为并列的"救世良方"，这种工具化理解使其难以把握现代性的本质。

历史地看，这种认知局限有其时代必然性。在救亡图存的紧迫语境下，思想家常将复杂理论简化为行动纲领。但今日反思，我们应当看到：真正的科学精神必然导向对民主价值的认同，而健康的民主政治也需以科学理性为根基。二者非舟车之两轮，实为根干与枝叶的关系。

当代学人重温五四遗产，当超越简单的口号崇拜，在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同时，也要以更辩证的思维把握科学与民主的深层关联。如此，方能使启蒙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更持久的光彩。

《论陈独秀"科学"与"民主"关系认知之历史局限》

陈独秀先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旗手，其"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之主张确具划时代意义。然细究其论述体系，实存在将二者简单并列而未明其内在理路之局限，此点尤需从学理层面予以辨析。

一、科学认知之机械性偏颇
陈氏在《敬告青年》中将科学定义为"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此说虽具启蒙价值，然将科学绝对置于想象对立面，实未达科学哲学之精微。今观科学史，从牛顿万有引力至爱因斯坦相对论，重大突破莫不始于科学想象。法国科学哲学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早有"科学需要诗性思维"之论，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更指"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陈氏此论，反映其受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影响过深，未及二十世纪科学哲学之发展。

二、人权到民主之概念滑动
陈氏最初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后转为"科学与民主"并举，此中概念转换值得深究。人权（Human Rights）作为启蒙运动核心概念，其哲学基础在于自然权利学说；而民主（Democracy）乃政治运作形式。洛克（John Locke）在《政府论》中严辨"权利"与"政体"之别，陈氏将二者混同，实模糊了价值目标与制度手段之分野。此概念滑动导致其后继者在实践中常将制度形式等同于价值实现，此弊在近代中国政治实践中屡见不鲜。

三、二者关系之本体论缺失
陈氏喻科学民主为"舟车之两轮"，此机械并列说未能揭示二者深层关系。考诸西方现代化历程，科学精神实为民主政治之认识论基础。培根（Francis Bacon）"知识就是力量"命题，实为现代民主奠定理性基础；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更论证科学理性与交往理性之同构性。反观陈说，既未意识到科学方法论对民主决策程序之塑造作用，亦未明察科学精神所含批判性对权力制衡之意义，终使二者沦为口号式并列。

四、历史语境之双重影响
陈说之局限，部分源于当时救亡图存之时代压力。在"器不如人"到"制不如人"的认知递进中，科学民主被简化为救国工具。然更深层原因在于其知识结构之局限：陈氏对西方思想之接受，多经日本转译，未及消化康德批判哲学传统，故难以把握科学理性与主体自由之辩证关系。相较而言，严复译介《群己权界论》时对自由与科学关系之理解，反更具哲学深度。

结语：
今日重审陈独秀先生之论，非为苛责前人，实为厘清现代性建构之基本理路。科学精神与民主政治实为现代文明之一体两面：科学提供理性思维与方法，民主保障思想自由与制度空间。二者非机械并列，而存在价值论与方法论之深层互动。此认知，对于当下构建现代文明形态，仍具重要启示意义。

（全文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