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满清篡史诬张献忠屠四川

目前，民间传说和很多史料记载上都说张献忠是杀人魔，率大西起义军在四川期间杀了几千万人，导致了清朝时期的“湖广填四川”。

一些史料记载说，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又，张献忠不喜僧人，屠杀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书中还说，“计其即位之初，在朝之官总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临死时仅得二十五人。皆因张献忠残暴，杀人众多，或令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令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

1645年冬，张献忠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以外，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1645年冬11月22日，献忠先暗遣一人捏词诳报，以惑众心。谓某路敌军大队将至，须当操练兵马，以作御敌。次日，大集人马，若将赴战场一般。献忠暗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饬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诡言：“百姓等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云云。众官闻之各自回营，预备明天大屠之事。剿后即当渡河以迎敌军。次日，大屠杀开始，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廪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盖拟由此地出川也。

张献忠画像

而这些史料多半出自于清朝时期的官方正史，有严重的污蔑倾向。面对从清朝留下来的众多诬陷资料，面对被清朝借“文字狱”涂改了的历史真相，要找到文字上去证明张献忠没有肆意屠杀的依据已经很难了。历史，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就不真实!历史书代代相传下来就更无法还原历史的真貌。因此，我在这里仅引用一些网络上的说法和观点来证明：张献忠没有屠四川!屠四川的是清军!

我们可以从清军平定四川的过程中发现许多矛盾之处。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後第三个年头，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多宝寺前太阳河畔遭清军突袭，中箭身亡后，满清立即宣布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直到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必然采取了屠杀的办法来征服。这一点很容易就让我们联想到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且1649年清军还贴出了一个告示：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可见对四川以及成都人民的屠杀清军同样有份。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清朝统治的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後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如果不是如此，在张献忠大屠下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迎接清兵。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何来抵抗之说?千里无人烟的四川，何需清军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早就被张献忠杀光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早就被张献中杀完了的部下、士兵还能在四川各地重创清军?

再次，从张献忠的主观意图来看，主张张献忠极其夸张地杀人也值得怀疑。倘若张献忠起事当初，果真滥杀无辜，又如何能召集军队来反叛明朝?如果其军纪不严，如果不受老百姓支持，如何能长期与明朝政府大军对抗?张献忠入川的本意是要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攻可出汉中定西北，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天下有事则坐山观虎斗，天下无事则举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

1644年，张献忠好不容易攻进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是如果刚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其实张献忠建国之后就拼命招徕四川的人才。并发布“三年不征钱粮”的命令作为政治号召。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而自毁长城。因为若真把百姓全杀了的话，恐怕连他自己的军队的兵源补充和给养都成了大问题。作为“大西国王”的他，这一点不会想不到。而且，清廷在1646年正月就已发出征讨张献忠的诏书并派兵入川。在大军压境，自己的生存都难有保障的情形下，他不去抗击清军，反倒有时间去屠杀散居在四川各地的平民百姓，这可能吗?况且张献忠在同年11月在与清兵的战斗中即被杀。连他本人都亲自上阵且战死，可见他和他的部队都是在全力防止清兵入侵而不是全力在杀百姓。

张献忠

然而在梓潼七曲山大庙内，却有一座张献忠家庙。那里的百姓称张献忠是为明末农民战争杰出的领袖。据庙内石碑记载，崇祯年间，张献忠带领部队经过梓潼，率众到此祭祖，指着文昌大帝说：“此吾祖也，吾祖助我”，“你姓张，咱老子也姓张，咱们联个宗吧。”如果我能够获胜，就当为你重修庙宇。后来张献中攻陷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于是，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金碧辉煌，题为“天圣神祠”;立诗碑，张献忠亲题诗刻石。增塑张亚子及其全家像，追尊文昌为太祖高皇帝，遂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大西王张献忠死后，当地人为寄托怀念之情，于七曲山风洞楼上，为他塑像，绿袍金脸，甚为威武，香火不绝三百余年。后来，乾隆初年此庙曾经遭地方官毁像，其后，又有人重塑张献忠像，但又被官方捣毁。几经反复，先今的塑像，是近年才重塑的。

梓潼人出于对大西王的崇敬，称七曲山张献忠家庙曰“太庙”，为遮避耳目，又称“大庙”。梓潼人曾于清初组成叫“国噜子”的农民起义队伍，年年假借神会，聚集拜谒张献忠像，祈求冥佑，实际效法张献忠为榜样造反，形成川楚白莲教农民起义的一支。据说，清代两百多年中，川北农民起义绵延不绝，根源之一竟然是出于张献忠形象鼓舞。人们对张献忠的英雄崇拜可见一斑。

读历史书不能完全相信历史书，话是人说的，书是人写的。人有立场、有感情，说的话和写的书自然也有立场和感情。清朝的史书会说张献忠的好话吗?不能。清朝统治者能承认是清军屠戮四川吗?不能!那，张献忠自然就成了替罪羊。一个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一个抗清民族英雄，直到现在还被很多人误解!

原载：今日头条  作者 玩点文学   

直到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如果张献忠屠城，四川人民为何仍然与其余部拼命抗击满清？

《论张献忠屠蜀说之历史书写与政治建构》

历史叙事常为胜利者所垄断，此乃古今通例。今观张献忠屠蜀之说，实有三大疑窦需详加辨析：

一、史料来源之辨伪
现存指控张献忠暴行之文献，如《蜀碧》《绥寇纪略》等，皆成书于清初。考其作者彭遵泗、吴伟业辈，或为清廷官员，或为贰臣文人。更值得注意的是，《明史·张献忠传》定稿于康熙朝，正值清廷建构"明清鼎革"合法性的关键时期。史载康熙帝曾亲谕："张献忠屠蜀事，宜详载以垂鉴戒。"此中政治意图，昭然若揭。

二、数字逻辑之谬误
所谓"杀人六万万"之说（见《蜀龟鉴》），按明末全国人口不过亿计，已显荒诞。细查《荒书》所载"日杀一二百人"的记载，即便连续屠杀五百日，亦不足十万之数。而清初四川巡抚张德地奏折称"川省遗民百不存一"，却刻意混淆了明清之际连续数十年的战乱（含清军入川、三藩之乱）造成的人口损失。

三、考古实证之反证
近年成都城市考古发现，明末地层未见大规模非正常死亡遗存。反观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出土的大西政权"圣谕碑"，刻有"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治国理念，与暴虐形象大相径庭。更值得注意的是，南明遗民顾山贞在《客滇述》中明确记载："献忠据蜀时，尚能保境安民，实亡于清军入寇。"

历史真相往往存在于话语夹缝之中。清廷通过《贰臣传》的编纂和文字狱的威慑，系统性地重构了明末记忆。今人当以批判性眼光审视史料，注意三个维度：其一，区分当时实录与后世追记；其二，辨析数字记载的物理可能性；其三，关注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互证。张献忠其人固非仁者，然其"屠蜀"形象，实为清廷"剿抚并用"政策服务的政治建构，此乃历史书写中"成王败寇"的又一例证。

关于张献忠"屠蜀"问题的历史考辨

（一）史料来源的可靠性存疑
现存关于张献忠暴行的记载，主要源自清代官修《明史》及《绥寇纪略》等文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典籍的编纂时间均在康熙朝"文字狱"盛行时期。考《明史》编纂历时九十五年，其间对明末农民起义的记载屡经删改。特别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庄廷鑨明史案后，史官对涉及明清易代的记载尤为谨慎。现存《张献忠陷庐州纪》等所谓"亲历者记述"，经版本学考证多出现于康熙中期以后，存在明显的后世增饰痕迹。

（二）人口数据的矛盾性
1. 明代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在册人口为310万，若采信"张献忠屠尽蜀人"之说，则需解释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数量仅约100万的事实。
2.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奏折称："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明确承认存在原住民生还者，与"尽屠"之说自相矛盾。
3. 现存清代地方志显示，成都府在康熙三年（1664年）仍有明代旧户3,127户，占当时总户数的17%。

（三）战争责任的复杂性
1. 崇祯十七年（1644年）至顺治三年（1646年）间，四川实际存在四方势力混战：大西军、明军残部、清军及地方武装。南明将领曾英在重庆的屠杀行为，见于《荒书》等南明文献。
2. 清军入川后的报复性杀戮，在欧阳直《蜀警录》中有明确记载："王师（清军）入川，每得一城，必先屠二三日"。
3. 流行病因素不容忽视，《蜀碧》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全蜀大疫，十室九空"。

（四）历史书写的政治性
1. 清代"妖魔化"前朝起义军具有明显的政治动机，正如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所言："盖以明季流寇为鉴也"。
2. 现存大西政权文书《大西骁骑营都督府禁约碑》明确规定："不许擅自招兵扰害地方"，与清史记载形成鲜明对比。
3. 考古发现显示，成都周边明代墓葬最晚纪年至顺治五年（1648年），证明清军入蜀后战乱持续。

结语：
历史研究当遵循陈垣先生"竭泽而渔"的史料观。张献忠在蜀活动仅两年余（1644-1646），将四川人口锐减完全归咎于单一势力，既不符合战争史规律，也有悖于现存多元史料。建议研究者关注三个维度：第一，区分不同时期的伤亡责任；第二，重视地方志与考古材料的补充作用；第三，注意明清易代之际史料的政治建构性。唯有如此，方能在意识形态书写中还原历史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