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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史網 從另外一個角度可以看出疑古史觀不滿足於學科本位:顧頡剛對其〖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發表後的影響有一段話:
一發表,竟成了轟炸中國古史的一個原子彈。連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著了這樣巨大的成果……許多人照着傳統的想法,說我著了魔,竟敢把一座聖廟一下子一拳打成一堆泥!
一個宣稱『在學問上只當問真不真,不當問用不用』的歷史學家,在提出其學術假說時,先是『想到這裏,不由得又激起了我的推翻偽史的壯志』,為學術外的激情所牽引,又用有些誇張的口吻力數其理論之莫大『戰果』,心情上即便是相當可以理解的,終究不是如其所說的那般冷靜、中立、公允。在學科建設成績方面要打上幾個折扣的疑古史觀,在思想革命風氣的推動、在幫助『科學』信念之權威性的樹立方面卻是要得滿分的。
『層累地造成』的疑古史觀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在古史領域中的一個實績。問題是,『大膽的假設』並非追本溯源之論,如何才能提出有意義的假說?按胡適的看法,『大膽的假設』之前的一個環節是於不疑處有疑,這仍然未能探到根柢,如何能建立疑而不失的能力?林毓生在疑字前引出博蘭霓的『支援意識』,使假說得以免於臆測、妄斷之譏,如此,則疑字信字,何者在先呢?『小心的求證』對於呈現假說的意義也未必充分,歷史學如果專任這一指針,那就會使人文意味瘠薄,成為純技術性學科,『文史哲不分家』之史的一支,將把自己完全交到實證主義原則的支配之下。經學流變為史學所企圖保全的一種學問的統一性轉換,至此由於史學自身對實證主義的選擇而不裂自裂;哲學(思想)與文學從史學的範圍中分化出來;甚至,將它們安置在『科學』的共同信念之下也顯得十分生硬。
但是借史學化身表現的『科學』信念必當為一切重新命名,因而,『科學的哲學』、『科學的文學』,或者說,哲學不過是『哲學史』,文學也不過是『文學史』。這樣做的結果,當然是使人文學無論就其精神氣質、論證方法以及著述體例方面,都只能奉史學為圭臬,史學成了本世紀中國人文學的核心學科。胡適的『中國哲學史』或『中國思想史』關注較多的是史實的一面,它的欠缺是『這部書中(【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幾乎完全沒有「哲學」的成分』;胡適的小說史工作同樣只有史實不見文學,他『對小說藝術本身興趣不大』而貿然闖入小說史領域,因而落得個『胡適的藝術鑑賞能力不高』的評語。史學越出自己的學術本位去干預其他學科的內部問題,是史學有更大抱負的一種特定表現,胡適、顧頡剛那一代人就有意追求這種表現。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學科發育,史學的這種抱負收斂了,有意以史學一門學科去承擔全部傳統學問的追求不見了,但在分科之初帶上的一種先天特性,使這種抱負常常以學術犯規的方式無意地表現出來。在有史學參與的學科爭執中,史學往往扮演着主動者的角色,而哲學與文學等往往處於被動、因應的地位。例如90年代初在【二十一世紀】雜誌上何炳棣與杜維明之間就『克己復禮為仁』展開的爭議;再如90年代學人責80年代『思想熱』病於空疏等。
史學的有意出位與無意犯規,除開它作為現代學科受孕之時就帶上的『阿基裏斯腳踵』之外,在我看來,還有另一份歷史伏筆在其中起了作用。按照文化傳播或文化更新的一般看法,從器物到政制到精神是必由的三個步驟,這個描述主要着眼於三者的不同階段性;但是,當人們把目光由器物轉到政制上的時候,有一些東西是沒有即時得到調整的,從政制轉到精神上時亦然。可以說,人們會慣性地以對待器物變革的方法對待政制變革,用對待政制甚至是用對待器物的方式對待精神問題,對思想價值做一種純技術性的關注,方法上面受制於早期經驗而不能深化。這種以為得方法便能夠執一馭萬的念頭,使得胡適、顧頡剛等人進可以遍瞻一切社會政治、思想價值等問題,退而可以守古史古文化一隅;守一隅時自計並非做純學術工作,而是在演示方法、陶冶風氣。學術疑古外衍到社會、政治層面,激盪出更極端的反傳統潮流。胡適一派的人物最終多有研究古代中國的專門家並不是那麼令人奇怪的事情,關鍵就在於『方法』。得其宜,則此『方法』可用於疑古、激進;不得其宜,則藉此『方法』又可以十分便當地自命為傳統的不二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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