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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史网 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出疑古史观不满足於学科本位:顾颉刚对其〈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后的影响有一段话:
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著了这样巨大的成果……许多人照著传统的想法,说我著了魔,竟敢把一座圣庙一下子一拳打成一堆泥!
一个宣称“在学问上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的历史学家,在提出其学术假说时,先是“想到这里,不由得又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为学术外的激情所牵引,又用有些夸张的口吻力数其理论之莫大“战果”,心情上即便是相当可以理解的,终究不是如其所说的那般冷静、中立、公允。在学科建设成绩方面要打上几个折扣的疑古史观,在思想革命风气的推动、在帮助“科学”信念之权威性的树立方面却是要得满分的。
“层累地造成”的疑古史观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古史领域中的一个实绩。问题是,“大胆的假设”并非追本溯源之论,如何才能提出有意义的假说?按胡适的看法,“大胆的假设”之前的一个环节是於不疑处有疑,这仍然未能探到根柢,如何能建立疑而不失的能力?林毓生在疑字前引出博兰霓的“支援意识”,使假说得以免於臆测、妄断之讥,如此,则疑字信字,何者在先呢?“小心的求证”对於呈现假说的意义也未必充分,历史学如果专任这一指针,那就会使人文意味瘠薄,成为纯技术性学科,“文史哲不分家”之史的一支,将把自己完全交到实证主义原则的支配之下。经学流变为史学所企图保全的一种学问的统一性转换,至此由於史学自身对实证主义的选择而不裂自裂;哲学(思想)与文学从史学的范围中分化出来;甚至,将它们安置在“科学”的共同信念之下也显得十分生硬。
但是借史学化身表现的“科学”信念必当为一切重新命名,因而,“科学的哲学”、“科学的文学”,或者说,哲学不过是“哲学史”,文学也不过是“文学史”。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使人文学无论就其精神气质、论证方法以及著述体例方面,都只能奉史学为圭臬,史学成了本世纪中国人文学的核心学科。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关注较多的是史实的一面,它的欠缺是“这部书中(《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几乎完全没有‘哲学’的成分”;胡适的小说史工作同样只有史实不见文学,他“对小说艺术本身兴趣不大”而贸然闯入小说史领域,因而落得个“胡适的艺术鉴赏能力不高”的评语。史学越出自己的学术本位去干预其他学科的内部问题,是史学有更大抱负的一种特定表现,胡适、顾颉刚那一代人就有意追求这种表现。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学科发育,史学的这种抱负收敛了,有意以史学一门学科去承担全部传统学问的追求不见了,但在分科之初带上的一种先天特性,使这种抱负常常以学术犯规的方式无意地表现出来。在有史学参与的学科争执中,史学往往扮演著主动者的角色,而哲学与文学等往往处於被动、因应的地位。例如90年代初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何炳棣与杜维明之间就“克己复礼为仁”展开的争议;再如90年代学人责80年代“思想热”病於空疏等。
史学的有意出位与无意犯规,除开它作为现代学科受孕之时就带上的“阿基里斯脚踵”之外,在我看来,还有另一份历史伏笔在其中起了作用。按照文化传播或文化更新的一般看法,从器物到政制到精神是必由的三个步骤,这个描述主要著眼於三者的不同阶段性;但是,当人们把目光由器物转到政制上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即时得到调整的,从政制转到精神上时亦然。可以说,人们会惯性地以对待器物变革的方法对待政制变革,用对待政制甚至是用对待器物的方式对待精神问题,对思想价值做一种纯技术性的关注,方法上面受制於早期经验而不能深化。这种以为得方法便能够执一驭万的念头,使得胡适、顾颉刚等人进可以遍瞻一切社会政治、思想价值等问题,退而可以守古史古文化一隅;守一隅时自计并非做纯学术工作,而是在演示方法、陶冶风气。学术疑古外衍到社会、政治层面,激荡出更极端的反传统潮流。胡适一派的人物最终多有研究古代中国的专门家并不是那么令人奇怪的事情,关键就在於“方法”。得其宜,则此“方法”可用於疑古、激进;不得其宜,则借此“方法”又可以十分便当地自命为传统的不二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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