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司如何體察下屬: 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論語·衛靈公】中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如果大家都厭惡他，你一定要去觀察，爲什麼他被人厭惡，不能夠輕易相信眾人的意見。也有人被眾人所推崇，同樣也不要輕易相信，要考察一下，他爲什麼被人讚嘆？

這說明，判斷一個人的賢德與否，不能僅僅依靠沸沸揚揚的意見，而必須自己深入考察、細緻了解具體情況，明辨眾人讚揚或毀謗一個人的真實原因。

上司如何體察下屬－管理下屬的方法

【史記】記載，齊威王剛即位的九年之間，諸侯都來討伐他，致使國家得不到治理。於是，齊威王召來即墨大夫，對他說，自從你到即墨之後，我每一天都能聽到毀謗你的言語。但是我派人視察即墨，發現田野都得以開闢，人民豐衣足食，官府沒有積壓的公事，齊國東部地區因此得以安寧。這是因爲你不會討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讚譽的緣故。

於是，齊威王封賞了即墨大夫一萬戶食邑。接著，齊威王又召來阿地的大夫，對他說，自從派你去駐守阿城，每一天我都能聽到讚嘆你的聲音。但是我派人到阿地視察，田野沒有得到開闢，人民過著貧苦的生活。趙國攻打甄地的時候，你不能出兵去救援；衛國取得薛陵的時候，你居然連這件事都不知道。這是由於你善於以重金巴結寡人的左右以求取聲譽所導致的。

所以，當天齊威王就處置了阿地的大夫，而且把曾經讚譽阿地大夫的人也一同處置了。結果，齊國上下都感到很恐懼，人人不敢再文過飾非，轉而做事務求真實，最終齊國得到治理。

齊威王的成就正是因爲做到了孔子所講的：『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論語】中還記載，子貢曾經向孔子提過這樣一個問題：『鄉人皆好之，何如？』全鄉的人都讚嘆他好，能不能判斷他就是一個善人呢？孔夫子說：『未可也。』還不一定。子貢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如果全鄉的人都厭惡他，可不可以判定這個人就是個惡人呢？孔子說：『未可也。』也不一定。『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不如全鄉里善良的人都喜歡他，不善良的人都厭惡他，這樣才能夠判斷出這個人的善惡。

在【晏子】中記載著一個類似的故事，也說明了這個道理。起初，齊景公派晏子去治理阿城。結果治理了三年，毀謗晏子的聲音全都傳到了齊景公的耳朵里。齊景公非常生氣，就把晏子召了回來。

上司如何體察下屬－如何領導下屬

他說：你去治理阿地三年，結果到處都是毀謗你的聲音，看來你治理得很有問題。晏子很有智慧，他沒有立刻辯白，也沒有馬上說明事實真相，他說，請您再給我三年的時間，三年之後，我一定讓讚嘆的聲音傳到您的耳朵。齊景公答應了他。結果晏子再去治理阿城，三年之後，果然讚嘆的聲音全都傳到齊景公那裡。齊景公很高興，把晏子召回來，並要封賞他。

這時，晏子才說，三年之前我所做的事應該受到獎賞，但是您卻要懲罰我；而三年之後我所做的事應該懲罰我，但是您卻要獎賞我。我不應該接受您的獎賞。

齊景公問其原因。晏子說，以前我在治理阿城的時候，修築小路，加強住宅里巷門戶的防務，這樣做了之後，邪惡的人就憎恨我；我還提倡生活節儉，力行孝順父母、友愛兄長，懲罰那些苟且偷懶的人，以至懶惰的人怨恨我；審判案件的時候，我不包庇顯貴豪強，以至顯貴豪強之人厭惡我；我身邊的人有所要求，合法的我才給予，不合法的就不給予，結果我左右的人就討厭我；我接待地位顯貴之人時，親近程度不超過禮儀的規定，結果地位顯貴之人也不喜歡我。

於是三種邪惡之人在外部毀謗，兩種讒佞之人在內部毀謗，所以三年之內，這些毀謗的聲音全都傳到您的耳邊。

後來，當我再去治理阿城時，我就改變了原來的做法，停止修築小路，放鬆住宅里巷門戶的防務，結果邪惡之人就高興了；不再推崇生活節儉，盡力孝順父母、親愛兄長，也不懲罰那些苟且偷懶的人，結果懶惰之人就高興了；判決訴訟時偏袒顯貴豪強，結果顯貴豪強之人就高興了；只要身邊之人有所要求，我不論對錯就全部答應，結果左右之人也都高興了；接待地位顯貴之人時，親近的程度超過禮儀規定，結果地位顯貴之人就高興了。

三種邪惡之人在外部稱讚，兩種讒佞之人在內部稱讚，所以，三年之內我的好名聲就傳到您的耳邊了。

晏子講完之後，齊景公低頭沉思片刻，仍然給予晏子以重賞。可見，齊景公還是一個非常明理的人。

這說明，一個人雖然想做利國利民的事業，但並不是一定就能得到大部分人的理解和支持。很多人不支持是因爲只關注自己的私利，或自己的眼前利益受到了損害，而並不是這個人所做的事從長遠和全局來看本身是錯誤的。

因此，如果完全依賴大眾的好惡作爲判斷事物該做和不該做的標準，並不能總是得出理性和正確的判斷。

【六韜】中講得好：『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於危亡。』

如果簡單地以世俗大眾所稱讚的人爲賢德的、有智慧的人，以世俗大眾所毀謗的人爲不肖之徒，那麼喜歡結黨營私的人往往被舉薦出來；而不願意結黨營私、黨羽少的人就會被罷退。因此，邪曲不正之人結黨營私、排除異己，把真正賢德之人埋沒了，忠臣還可能因爲『莫須有』的罪名被處死，奸邪小人以虛有的聲譽達到目的。

由此可見，讀史使人明智。不能簡單地僅僅依靠眾人的好惡來對人的賢德與否作出判斷。

孔子『眾惡之必察，眾好之必察』之訓，實爲千古不易的察人之道。此語非僅止於簡單的懷疑精神，更蘊含著『執兩用中』的辯證思維。【論語集注】朱子有言：『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正可爲此訓作注。眾人之好惡，往往摻雜私心偏見，領導者當以公心明察，方得真相。

齊威王治吏之事，堪稱此道的完美實踐。其高明處在於：一則不囿於近臣之言，親遣使者實地考察；二則明辨『表面政績』與『實質治理』之別。即墨大夫『不事左右』而田野辟、民人給，阿大夫『譽言日聞』卻田野蕪、民貧苦，此中反差正印證【韓非子·孤憤】所言『大臣挾愚污之人，上與之欺主』的官場積弊。威王『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的霹靂手段，實爲破除『信息繭房』的經典案例。

子貢問人之典，更深化了察人之道的標準。孔子『未可也』的否定，直指群體評價的局限性。【論語正義】劉寶楠解此章云：『善人好之，惡人惡之，則其人必剛直不阿。』此即【易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理。晏子治阿的典故尤具深意：初時『毀聞於國』，實則因『不徇私請』；後『譽聞於國』，反因『厚斂妄刑』。這種『毀譽倒錯』現象，恰如【呂氏春秋】所警『聞而不審，不若無聞』。

今之管理者當鑒此三要：

一、建立多元信息渠道。如【資治通鑑】載唐太宗『遣使分行四方，觀風俗之得失』，現代領導者亦需超越報表數據，建立立體考察機制。

二、培養『逆思維』習慣。王陽明【傳習錄】云『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管理者當常自問：『眾人交口稱讚者，是否真無瑕疵？集體排斥者，是否絕無可取？』

三、確立『績效—價值』雙重標準。如曾國藩【冰鑒】所言『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無官氣爲要』，既要核實事功，更要考察價值取向是否正道。

昔諸葛亮【便宜十六策】云：『治人之道，謂道之風化，陳示所以也。』察人之智，終歸要服務於『彰善癉惡』的管理本質。當代組織若能在KPI考核之外，建立更富人文關懷的察人體系，方可謂得此聖訓真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