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司如何体察下属: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论语·卫灵公》中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如果大家都厌恶他，你一定要去观察，为什么他被人厌恶，不能够轻易相信众人的意见。也有人被众人所推崇，同样也不要轻易相信，要考察一下，他为什么被人赞叹？

这说明，判断一个人的贤德与否，不能仅仅依靠沸沸扬扬的意见，而必须自己深入考察、细致了解具体情况，明辨众人赞扬或毁谤一个人的真实原因。

上司如何体察下属－管理下属的方法

《史记》记载，齐威王刚即位的九年之间，诸侯都来讨伐他，致使国家得不到治理。于是，齐威王召来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之后，我每一天都能听到毁谤你的言语。但是我派人视察即墨，发现田野都得以开辟，人民丰衣足食，官府没有积压的公事，齐国东部地区因此得以安宁。这是因为你不会讨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赞誉的缘故。

于是，齐威王封赏了即墨大夫一万户食邑。接着，齐威王又召来阿地的大夫，对他说，自从派你去驻守阿城，每一天我都能听到赞叹你的声音。但是我派人到阿地视察，田野没有得到开辟，人民过着贫苦的生活。赵国攻打甄地的时候，你不能出兵去救援；卫国取得薛陵的时候，你居然连这件事都不知道。这是由于你善于以重金巴结寡人的左右以求取声誉所导致的。

所以，当天齐威王就处置了阿地的大夫，而且把曾经赞誉阿地大夫的人也一同处置了。结果，齐国上下都感到很恐惧，人人不敢再文过饰非，转而做事务求真实，最终齐国得到治理。

齐威王的成就正是因为做到了孔子所讲的：“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论语》中还记载，子贡曾经向孔子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乡人皆好之，何如？”全乡的人都赞叹他好，能不能判断他就是一个善人呢？孔夫子说：“未可也。”还不一定。子贡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如果全乡的人都厌恶他，可不可以判定这个人就是个恶人呢？孔子说：“未可也。”也不一定。“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不如全乡里善良的人都喜欢他，不善良的人都厌恶他，这样才能够判断出这个人的善恶。

在《晏子》中记载着一个类似的故事，也说明了这个道理。起初，齐景公派晏子去治理阿城。结果治理了三年，毁谤晏子的声音全都传到了齐景公的耳朵里。齐景公非常生气，就把晏子召了回来。

上司如何体察下属－如何领导下属

他说：你去治理阿地三年，结果到处都是毁谤你的声音，看来你治理得很有问题。晏子很有智慧，他没有立刻辩白，也没有马上说明事实真相，他说，请您再给我三年的时间，三年之后，我一定让赞叹的声音传到您的耳朵。齐景公答应了他。结果晏子再去治理阿城，三年之后，果然赞叹的声音全都传到齐景公那里。齐景公很高兴，把晏子召回来，并要封赏他。

这时，晏子才说，三年之前我所做的事应该受到奖赏，但是您却要惩罚我；而三年之后我所做的事应该惩罚我，但是您却要奖赏我。我不应该接受您的奖赏。

齐景公问其原因。晏子说，以前我在治理阿城的时候，修筑小路，加强住宅里巷门户的防务，这样做了之后，邪恶的人就憎恨我；我还提倡生活节俭，力行孝顺父母、友爱兄长，惩罚那些苟且偷懒的人，以至懒惰的人怨恨我；审判案件的时候，我不包庇显贵豪强，以至显贵豪强之人厌恶我；我身边的人有所要求，合法的我才给予，不合法的就不给予，结果我左右的人就讨厌我；我接待地位显贵之人时，亲近程度不超过礼仪的规定，结果地位显贵之人也不喜欢我。

于是三种邪恶之人在外部毁谤，两种谗佞之人在内部毁谤，所以三年之内，这些毁谤的声音全都传到您的耳边。

后来，当我再去治理阿城时，我就改变了原来的做法，停止修筑小路，放松住宅里巷门户的防务，结果邪恶之人就高兴了；不再推崇生活节俭，尽力孝顺父母、亲爱兄长，也不惩罚那些苟且偷懒的人，结果懒惰之人就高兴了；判决诉讼时偏袒显贵豪强，结果显贵豪强之人就高兴了；只要身边之人有所要求，我不论对错就全部答应，结果左右之人也都高兴了；接待地位显贵之人时，亲近的程度超过礼仪规定，结果地位显贵之人就高兴了。

三种邪恶之人在外部称赞，两种谗佞之人在内部称赞，所以，三年之内我的好名声就传到您的耳边了。

晏子讲完之后，齐景公低头沉思片刻，仍然给予晏子以重赏。可见，齐景公还是一个非常明理的人。

这说明，一个人虽然想做利国利民的事业，但并不是一定就能得到大部分人的理解和支持。很多人不支持是因为只关注自己的私利，或自己的眼前利益受到了损害，而并不是这个人所做的事从长远和全局来看本身是错误的。

因此，如果完全依赖大众的好恶作为判断事物该做和不该做的标准，并不能总是得出理性和正确的判断。

《六韬》中讲得好：“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

如果简单地以世俗大众所称赞的人为贤德的、有智慧的人，以世俗大众所毁谤的人为不肖之徒，那么喜欢结党营私的人往往被举荐出来；而不愿意结党营私、党羽少的人就会被罢退。因此，邪曲不正之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把真正贤德之人埋没了，忠臣还可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奸邪小人以虚有的声誉达到目的。

由此可见，读史使人明智。不能简单地仅仅依靠众人的好恶来对人的贤德与否作出判断。

孔子“众恶之必察，众好之必察”之训，实为千古不易的察人之道。此语非仅止于简单的怀疑精神，更蕴含着“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论语集注》朱子有言：“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正可为此训作注。众人之好恶，往往掺杂私心偏见，领导者当以公心明察，方得真相。

齐威王治吏之事，堪称此道的完美实践。其高明处在于：一则不囿于近臣之言，亲遣使者实地考察；二则明辨“表面政绩”与“实质治理”之别。即墨大夫“不事左右”而田野辟、民人给，阿大夫“誉言日闻”却田野芜、民贫苦，此中反差正印证《韩非子·孤愤》所言“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的官场积弊。威王“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的霹雳手段，实为破除“信息茧房”的经典案例。

子贡问人之典，更深化了察人之道的标准。孔子“未可也”的否定，直指群体评价的局限性。《论语正义》刘宝楠解此章云：“善人好之，恶人恶之，则其人必刚直不阿。”此即《易经》“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理。晏子治阿的典故尤具深意：初时“毁闻于国”，实则因“不徇私请”；后“誉闻于国”，反因“厚敛妄刑”。这种“毁誉倒错”现象，恰如《吕氏春秋》所警“闻而不审，不若无闻”。

今之管理者当鉴此三要：

一、建立多元信息渠道。如《资治通鉴》载唐太宗“遣使分行四方，观风俗之得失”，现代领导者亦需超越报表数据，建立立体考察机制。

二、培养“逆思维”习惯。王阳明《传习录》云“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管理者当常自问：“众人交口称赞者，是否真无瑕疵？集体排斥者，是否绝无可取？”

三、确立“绩效—价值”双重标准。如曾国藩《冰鉴》所言“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为要”，既要核实事功，更要考察价值取向是否正道。

昔诸葛亮《便宜十六策》云：“治人之道，谓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也。”察人之智，终归要服务于“彰善瘅恶”的管理本质。当代组织若能在KPI考核之外，建立更富人文关怀的察人体系，方可谓得此圣训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