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人经常说要『稽古』,现代人要强调『以史为鉴』

稽古振今以史为鉴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_{言圣德之远著。}作〖尧典〗。_{典者，常也。言可为百代常行之道。}曰若稽古帝尧，_{言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尧也。}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_{勋，功也。言尧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当安者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让，故其名闻充溢四外，至于天地也。}克明俊德，以亲九族；_{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孙之亲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_{百姓，百官。}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_{时，是也。雍，和也。言天下众人，皆变化从上，是以风俗大和也。}】

出自〖群书治要〗卷二〖尚书〗。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_{言圣德之远著。}』 『宅』是居的意思，『言帝尧之德广被、居止于天下也。』 『作〖尧典〗。典者，常也。言可为百代常行之道。』 『典』是常的意思，恒常不变的规律，可以作为子孙后代长久遵循的准则，才称之为『典』。这句话是说，昔日在帝尧之时，以其耳聪听远，目明见微，经纬天地，虑事通达、迅敏，德光普照天下。帝尧的圣德，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很显著。史官叙陈其事，而作〖尧典〗之篇。

『曰若稽古帝尧，_{言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尧也。}』 『若』是敬、顺的意思。『稽』，考察。『稽古』，考察古道。根据历史记载，尧帝是一位敬顺地考察古道而为治的帝王，这是说能够敬顺地考察古道而行的人，就是尧帝。用现代话来说，帝尧是一位能够以史为鉴的帝王。

为什么古人这样强调『稽古』，现代人这样强调『以史为鉴』？因为历史中体现着天道自然的规律，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读历史，就可以很容易地明了天道自然的规律。所以，『道德』是由两个字组成的，『道』是自然而然的规律，『德』是顺着自然规律而做，所表现出来的美德，就称为有德。

中国因为有圣人的教化，所以自古以来就懂得敬畏天道，认为人人都应依道而行，成为一个有德之人。随着心灵的净化与德能的提升，对宇宙人生真相的了解会越发深入。

对于个人而言，可以安身立命，达到『明明德』的境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中国人和西方人讲的『自由』完全不是一种境界。西方人认为，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那个自由是任性，是随顺自己的习性来做；而中国人所讲的自由，是『明明德』之后所表现的一种境界，就是你无量的智慧、德能、财富、相好全都开发出来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对于国家而言，可以经世致用，达到社会大治、国泰民安的境界。这个『治』，小篆体写作『』，左边的『』是水；右边的『』念『怡』，通『怡』字，是愉悦的意思。古人所说的『治』，意味深长，既指治理，又指在治理中蕴涵着为政的目的、道路与境界。目的，合于天道；道路，遵从天道自然规律的启示而行；境界，达到如水一般流畅、政通人和、百姓安乐的理想治理境界。『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而且，水随方就圆，唯道是从。最高的治理境界也是如此，非常的圆融，只有圣人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从『治』这个字中，就可以约略感受到中国文化、中国政治的特点。『治』，无论用作动词、形容词，还是名词，都是集行动与行动的方向、行动的力量于一体，是在对天道的体察中成就着行为，在实地的行为中见证着天理，而尊道贵德、尊圣崇贤的情怀和止于至善的追求又分明贯穿其间，平实而高远，深邃而亲切，治理的境界就是这样的一种境界。

以史为鉴达到的治理效果，从唐太宗身上可以窥见一斑。〖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经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不能够实行帝道、王道，只有魏徵劝朕推行。朕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达到中原安定、边远外族臣服的结果。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的首领却佩刀值宿来做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大唐的衣冠。朕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劳。』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用圣贤教诲治国，不仅有效，而且迅速。大唐盛世确实达到了万国来朝的境界，这些邻邦也都受到唐朝文化的深远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古人经常说要『稽古』，现代人要强调『以史为鉴』的原因。

《论稽古与以史为鉴的文化赓续》

稽古与以史为鉴，实乃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智慧结晶。二者虽表述有异，其精神内核却同出一源——皆是对历史经验的理性观照。《尚书》"曰若稽古帝尧"之训，非徒追述往迹，实为建立"百代常行之道"的认知体系。这种历史思维模式，构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连续性基因。

稽古之要义，首在"顺考古道"的认知态度。郑玄注《周礼》云："稽，考也；古，先王之制。"古人将历史视为"道"的具象化载体，尧舜之所以为圣王，正因其能"钦明文思安安"，以历史经验安顿现实政治。司马迁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是这种稽古精神的巅峰实践。历史认知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而是通过对"典谟训诰"的系统考察，提炼出"可为常道"的治理智慧。

以史为鉴的现代表述，实为稽古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其"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宗旨，恰与"稽古"精神遥相呼应。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历史经验之所以能成为"鉴"，在于其揭示了"道—德"的运行规律：天道显于历史兴替，人道见于治乱循环。这种规律认知，使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温故知新"的文化自觉。

稽古传统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尤显深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强调："六经皆史也"，将经典文本置于历史语境中理解。这种思维提醒我们：当代强调的"以史为鉴"，不应止于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比附，而应升华为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把握。从"克明俊德"到"协和万邦"，历史经验始终指向"明明德"的终极追求——这种追求既是对个体心性的修养，亦是对社会秩序的建构。

稽古与鉴今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智慧范式。钱穆先生曾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在文明互鉴的今天，我们更需发扬这种历史智慧，既不做泥古不化的守旧者，也不当数典忘祖的逐流人。唯有在历史长河中准确把握文明发展的"常"与"变"，方能真正实现"光宅天下"的文化理想。

《稽古与鉴今：论历史智慧的恒常价值》

"曰若稽古"四字，实为华夏文明传承之密钥。尧舜之所以为圣王，非惟其德性纯粹，更在其善用历史智慧。《尚书》以"典"为训，正揭示历史经验乃"百代常行之道"的本质。古今虽异代，而人伦物理未尝变易，此即"稽古"与"以史为鉴"内在相通之枢机。

稽古之要义，首在明道。《周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历史实为天道人伦的具象呈现。尧之"钦明文思"，正在于其能"顺考古道"，将历史经验升华为治世法则。班固《汉书》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恰说明历史研究本质是探寻永恒规律的过程。今人所谓"以史为鉴"，实为这种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转译。

次在通变。王夫之《读通鉴论》指出"鉴之者明，通之也广"，真正的历史智慧绝非简单模仿。尧虽法古道，却创"协和万邦"之新局；舜承尧绪，而立"五典克从"之新制。这种"守经达权"的智慧，正是《周易》"变易不易"之理的具体实践。当代史学家钱穆强调"温故而知新"，恰与古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形成跨时空呼应。

三在修身。历史认知最终要回归心性修养，《大学》"格物致知"的终极指向正是"明明德"。尧之"克明俊德"，非外力所致，乃历史智慧内化之果。程颐解"稽古"为"考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揭示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人格完善。现代人若仅将历史视作知识储备，则失却"以史为鉴"的深层意义。

当代社会亟需重建这种历史思维。当科技文明遭遇伦理困境时，大禹"克勤于邦"的示范犹在；当全球化面临文化冲突时，"协和万邦"的智慧弥珍。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提醒我们经典本质是历史经验的结晶。真正的历史智慧，既能"彰往"更能"察来"，此即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深意。

历史长河奔涌不息，而人性光辉亘古如新。从"曰若稽古"到"以史为鉴"，变的是表述方式，不变的是对历史智慧的永恒追寻。唯有将历史转化为生命的养分，方能在变革时代保持文明定力，此乃五千年华夏文明给予当代世界的最珍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