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18俭约诗解4岑文本官不营产业魏征简朴公而忘私

【贞观政要】卷18俭约诗解4岑文本官不营产业魏征简朴公而忘私题文诗：
昔岑文本,为中书今,宅卑湿无,帷帐之饰.
或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吾本汉南,
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
中书令也,斯亦极矣.荷俸禄重,为惧已多,
更岂得言,营产业乎?劝之言者,叹息而退.
官者不商,与民争利,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户部尚书,戴胄卒矣,太宗以其,居宅弊陋,
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之造庙.俭朴廉洁.
温彦博位,为尚书之,右仆射家,贫无正寝,
及其薨也,殡于旁室.太宗闻而,嗟叹遽命,
所司为造,祭庙又当,厚加赙赠.廉洁奉公,
公而忘私,公者千古.魏徵宅内,先无正堂.
及遇有疾,唐太宗时,欲造小殿,而辍其材,
为徵营构,五日而就.遣中使赍,素褥布被,
而赐之以,遂其所尚.魏征简朴,情真义深.
【原文】

岑文本为中书今，宅卑湿，无帷帐之饰。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吾本汉南一布衣耳，竟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更得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户部尚书戴胄卒，太宗以其居宅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之造庙。

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太宗闻而嗟叹，遽命所司为造，当厚加赙赠。

魏徵宅内，先无正堂。及遇疾，太宗时欲造小殿，而辍其材为徵营构，五日而就。遣中使赍素褥布被而赐之，以遂其所尚。

【译文】
岑文本担任中书令要职，但他的房宅却低下潮湿，没有帷帐之类的装饰，有人劝他买房置地，文本叹息道：『我本来只是汉水南边的一个平民百姓，并没有什么汗马功劳，只是凭借一点文墨，就当上了中书令，我已经很满足了，现在我享受着这么高的俸禄，已经感到很惭愧了，还买房置地干什么呢？』听他这么说，劝他的人叹息着离开了。

户部尚书戴胄去世后，唐太宗见他的居所很简陋，没有地方祭拜吊唁，于是下令有关部门专门为他营造祭拜之庙。
温彦博官居尚书右仆射，但是家中贫困没有正室，他死后，只有在旁屋祭奠。唐太宗知道后叹息不已，下令为他营造祭庙，又馈赠给他的家人丰厚的物资。
魏徵的住宅开始时没有正堂。一次他生病，唐太宗当时正要营造小型的宫殿，于是停下工，用这些材料为魏徵营造正堂，五天就完工了，唐太宗还派使者赠送给魏徵喜欢的素布被褥，以成全他节俭的志向。

《贞观政要》俭约篇所载岑文本、戴胄、温彦博、魏徵四子之事，实为千古臣道之圭臬。本文试从"俭以养德"与"公而忘私"二端，析其深意。

一、俭朴乃士大夫立身之本
岑文本"汉南布衣"之叹，实为传统士人"安贫乐道"精神之体现。《论语》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文本身居中书令而居陋室，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其"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之语，尤见《周易》"负且乘，致寇至"之戒惧。唐太宗为戴胄造庙、为温彦博营寝，非仅悯其清贫，实为彰扬"国奢则示之以俭"的治国之道。此正合《礼记》"祭不欲数，数则烦；祭不欲疏，疏则怠"的礼制精义。

二、公而忘私乃为政之要
魏徵宅无正堂一事，最见君臣相得之诚。太宗辍殿材以营正堂，非破格逾制，实为践行《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的君臣伦理。魏徵受素褥布被而不辞，恰合《中庸》"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处世之道。二者相得益彰，成就"君明臣直"的治世典范。温彦博"殡于旁室"而得太宗厚赙，更见"俭其亲丧"与"慎终追远"的辩证统一。

三、当代镜鉴
今人观此四子行迹，当思《大学》"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之训。岑文本"不营产业"非矫情，实为深谙"仕者不殖"的为官准则；魏徵受赐不惭，正显"以道事君"的大臣风骨。唐太宗以帝王之尊，能体察臣下清贫而存恤之，恰是《贞观政要》"以百姓心为心"的具体实践。

要之，四子之事虽微，然"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其俭约之德与忘私之志，实为《贞观政要》"崇俭戒奢"思想的最佳注脚，亦足为后世仕宦者永式。

《贞观政要》俭约篇所载岑文本、魏徵诸公事，实为千古官箴之典范。今试析其要义如下：

一、岑文本之"惧盈守谦"
文本官至中书令而"宅卑湿无帷帐之饰"，此非故作清高，实乃深谙"禄过其功者削"之理。其言"荷俸禄重，为惧已多"，正合《周易》"亢龙有悔"之诫。汉代萧何"贱强买田宅以自污"、宋代王旦"宅第不施丹雘"，皆同此理。唐太宗《帝范》云"人主嗜欲，取类无厌"，而文本以"汉南布衣"自警，可谓"知足不辱"之实践。

二、戴胄、温彦博之"廉以成礼"
戴胄卒后"祭享无所"，温彦博"殡于旁室"，然太宗特敕造庙，此中深意值得玩味。《礼记》言"礼者，因人情而节文"，二公生前廉洁致贫，死后反得庙享殊荣，实为"俭德之报"。范仲淹"殁之日身无以为敛"，而宋仁宗亲题"褒贤之碑"，与此事同一机杼。

三、魏徵"正堂"之政治隐喻
魏徵宅无正堂，太宗辍殿材五日成之，此非徒为营构之事。《尚书》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太宗此举实具三重深意：其一彰"股肱之臣"地位，其二显"纳谏如流"之诚，其三树"君臣共治"典范。所赐素褥布被，暗合《道德经》"圣人被褐怀玉"之旨，较之汉文帝赐张苍"蒲轮安车"，更见精神传承。

四、贞观俭约之现代启示
诸公事例揭示为政三要：一曰"知止"，文本"斯亦极矣"之叹，正是《大学》"止于至善"注脚；二曰"尚质"，魏徵素褥与太宗辍殿，构成"君俭臣直"的良性互动；三曰"重义"，戴胄、温彦博身后哀荣，体现"德厚者流光"的价值观。司马光《训俭示康》言"俭德之共也"，观贞观群臣，方知"共"字真义。

要之，贞观名臣之俭非为邀誉，实乃"正其谊不谋其利"的自然流露。今人读此，当思《颜氏家训》"俭者，君子之德"的训诫，更应体悟"俭近仁"的深层伦理。史载太宗见魏徵堂成而泣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诸公之俭德，岂非千秋明镜乎？

《贞观政要·俭约》所载岑文本、戴胄、温彦博、魏徵四事，非独言臣子之廉，更彰明君之鉴，其深意远超“俭德”二字，直指为政之本与君臣相得之道。今试析之，以明古人之心。

岑文本身居中书令之要职，而“宅卑湿，无帷帐之饰”，其俭素非出于矫饰，乃源于清醒之自知。彼自谓“汉南一布衣”，以文墨致位极臣，已深感“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此“惧”字最堪玩味：非惧权位之不保，乃惧德不配位、功不称禄，惧负君王与国家之托。其拒营产业，实乃以“惧”为守，以廉为盾，护持其政治人格之完整。此与《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训暗合，体现了一种高度的政治自律与身份自觉。

至若戴胄、温彦博身后之事，太宗皆“嗟叹”而敕令有司造庙营葬。此非徒为悯其清贫，实为彰表一种官方认可的价值取向——以国家仪典荣宠廉臣，乃是以制度化的方式，将“俭约廉洁”确立为官僚体系的核心美德。太宗此举，非私恩也，乃公义；非恤其私，乃励天下。其深层用意，在于构建一个以德行为先、以公心为重的政治伦理共同体。

魏徵之事尤具象征意义。太宗辍小殿之材，五日而成魏徵正堂，更赐素褥布被以“遂其所尚”。此非简单之君赐臣受，而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对话与精神契合。太宗以“辍工”之举，向魏徵及天下臣民宣告：良臣之志，重于君王之欲；公义之需，先于私用之奢。魏徵以俭朴为“所尚”，太宗则以“遂其所尚”为尚，二者共同演绎了“君臣同心，共治天下”的理想图景。此正是《贞观政要》核心精神之体现——君明臣直，上下同欲，以公心忘私利，方为治国之要道。

综而观之，此四事连缀成篇，实为贞观君臣共同绘制的一幅政治伦理画卷：臣子以“惧”守廉，以俭养德；君主则以彰廉表俭为务，以成全臣节为明。其终极目标，非为树立几个道德楷模，而在营造“官不私与民争利，治国有常利民为本”的清明白治生态。俭约非目的，而是实现“公而忘私”这一更高政治理想之途径。读史至此，可知贞观之治非偶然，其背后是一套由价值观念、制度设计与君臣实践共同支撑的精密体系，至今思之，犹足为鉴。

以上浅析，力求贴合原文语境，以“俭约”为表，以“公心”为里，阐发贞观君臣相得、共铸治世之深意，谨此呈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