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評中國歷史研究院『閉關鎖國』文章風波：何必庸人自擾 ...

梅新育先生評中國歷史研究院"閉關鎖國"文章風波一文，確有獨到見地。此事本爲學界正常討論，卻被過度解讀，實屬不必。

歷史研究貴在求真。中國歷史研究院學者本著學術精神，對明清海禁政策進行再審視，此乃史家本分。考據翔實、立論嚴謹的學術探討，本應得到尊重。然輿論場中某些聲音將學術問題政治化，此非治學之道。

梅先生所言"庸人自擾"四字，可謂切中肯綮。歷史研究本就有不同學派、多元觀點，此乃學術繁榮之象。若因觀點差異而妄加指摘，反失學者風範。明清海禁政策之得失，學界早有公論，今人再作探討，不過是學術脈絡中的正常延續。

竊以爲，對待歷史研究當持開放包容之心。既不可固守舊說而拒新論，亦不可因觀點相左而妄斷是非。中國史學傳統向來注重"考鏡源流、辨章學術"，今日學人更應傳承此風。

學術之爭，貴在理性平和。梅先生之評，既維護了學術自由，又彰顯了學者氣度，值得深思。

梅新育先生評中國歷史研究院「閉關鎖國」文章風波一文，其核心論點在於指摘時人對此議題的過度反應實爲「庸人自擾」。此論雖有其現實關懷，然若置於學術史脈絡中細察，則未免失之簡略。今試從史學方法論、概念考辨及現實觀照三端，略陳管見。

一、史學方法論之辨：概念非真空存在
「閉關鎖國」作爲歷史評價術語，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大陸史學界啟用以來，其內涵始終隨學術範式轉移而流變。費正清「朝貢體系」說、濱下武志「亞洲經濟圈」理論，乃至近年「全球史」視野的介入，皆在解構傳統單向度認知。中國歷史研究院文章引發的爭議，本質是不同史學範式對同一歷史現象的闡釋權之爭。若僅以「庸人自擾」蔽之，實忽視了學術爭鳴對於釐清歷史本相的建設性意義。錢穆先生曾言「歷史知識貴在鑑古知今」，正謂此類討論乃史學發展的常態。

二、概念考辨：政策實踐與話語建構之辨
細究明清海禁政策，可見其與「閉關鎖國」話語存在顯著張力。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的官方航海，與隆慶元年（1567年）月港開海形成的白銀貿易網絡，皆證明所謂「閉關」實爲動態調整的治理策略。日本學者岩井茂樹對「互市」制度的研究更揭示，明清政權通過廣州十三行等制度設計，始終保持著對海洋貿易的精密管控。將複雜歷史簡化爲「開放/封閉」二元對立，恰是當代人投射自身焦慮的症候。王夫之【讀通鑑論】有云：「論史者當設身於其時」，今人若以全球化語境倒判前代，恐有「以今律古」之弊。

三、現實觀照：歷史闡釋的當代性
歷史研究院文章的爭議，折射出全球化逆流下社會對開放政策的集體焦慮。這種焦慮本身具有合理性，正如章學誠所言「史學所以經世」。但需警惕將歷史工具化爲意識形態註腳的危險。比較日本「鎖國」（sakoku）研究可知，其學界既承認德川幕府限制外交的史實，亦不迴避「四口通商」等靈活實踐，這種平衡視角值得借鑑。司馬光編【資治通鑑】「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今人討論「閉關」議題，亦當超越簡單肯定/否定的價值判斷，轉而聚焦制度選擇與國家治理能力的辯證關係。

結語：
歷史認知如同青銅器之鑑，須經年拂拭乃見本真。梅先生所言「庸人自擾」，若指情緒化爭論確應避免；但若因此否定學術爭鳴價值，則不免因噎廢食。梁啓超謂「史學者，國民之明鏡也」，當下所需，非簡單定論，而是建立更具解釋力的分析框架，使歷史研究真正成爲「察往知來」的智慧之源。學者立言，當如顧炎武【日知錄】般「采銅於山」，而非止於表象之辯。

【梅新育評歷史研究院『閉關鎖國』文章風波芻議】

梅新育先生以『庸人自擾』點評中國歷史研究院關於『閉關鎖國』研究的爭議，實則觸及了歷史研究與當代話語建構之間的深刻命題。此事並非簡單的學術觀點之爭，而是關乎如何以歷史智慧觀照現實發展的方法論之辨。

從史學專業視角審之，歷史研究院原文旨在突破傳統『閉關-開放』二元對立的敘事窠臼，試圖在具體歷史情境中還原清代對外政策的複雜性。這種研究取向本身符合學術演進規律——任何歷史事件的評價都需置於特定時空條件下考量。清代前期海禁政策雖有限制貿易之實，然其設立初衷包含防禦海上勢力、維護主權等維度，與近代被動挨打的『閉關鎖國』存在本質差異。治史者當避免以今律古，而應如錢穆先生所言『以古人之心爲心』，進行同情之理解。

梅氏所言『庸人自擾』，雖言辭直率，卻揭示了公眾討論中存在的認知錯位：將學術考辨簡單等同於政策導向。歷史研究的價值在於提供多維參照，而非非此即彼的價值判斷。正如【周易】所言『殊途而同歸』，學術爭鳴本應促進思想深化，若因擔憂輿論反響而束縛探求，反失『百家爭鳴』之傳統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討論折射出社會對歷史認知的集體焦慮。在全球化進程遭遇挑戰的當下，如何平衡開放與自主的關係成爲時代之問。歷史研究院的考據工作恰爲思考此問提供了歷史鏡鑒——任何對外政策皆需根據世情國情動態調整，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周易·繫辭】）。若因恐『閉關』污名而迴避歷史複雜性，或因強調開放而忽視主權安全，皆非辯證之道。

真正的歷史智慧在於超越概念之爭，把握『時』與『勢』的辯證統一。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強調『因其時而酌其宜』，清代對外交往的得失成敗，關鍵不在『閉』或『開』的表面形式，而在於能否順應時勢作出適宜抉擇。今日重審這段歷史，當以史爲鑒而非以史爲枷，在深刻理解歷史複雜性的基礎上，堅定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

學術討論貴在理中客見，既不必將學術觀點過度政治化，亦不宜以『庸人自擾』輕忽公共關切的合理性。唯有在嚴謹學術與公眾認知間搭建良性互動的橋梁，方能使歷史研究真正發揮『鑑往知來』的功用，這或許才是此番討論應有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