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评中国历史研究院『闭关锁国』文章风波：何必庸人自扰 ...

梅新育先生评中国历史研究院"闭关锁国"文章风波一文，确有独到见地。此事本为学界正常讨论，却被过度解读，实属不必。

历史研究贵在求真。中国历史研究院学者本着学术精神，对明清海禁政策进行再审视，此乃史家本分。考据翔实、立论严谨的学术探讨，本应得到尊重。然舆论场中某些声音将学术问题政治化，此非治学之道。

梅先生所言"庸人自扰"四字，可谓切中肯綮。历史研究本就有不同学派、多元观点，此乃学术繁荣之象。若因观点差异而妄加指摘，反失学者风范。明清海禁政策之得失，学界早有公论，今人再作探讨，不过是学术脉络中的正常延续。

窃以为，对待历史研究当持开放包容之心。既不可固守旧说而拒新论，亦不可因观点相左而妄断是非。中国史学传统向来注重"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今日学人更应传承此风。

学术之争，贵在理性平和。梅先生之评，既维护了学术自由，又彰显了学者气度，值得深思。

梅新育先生评中国历史研究院「闭关锁国」文章风波一文，其核心论点在于指摘时人对此议题的过度反应实为「庸人自扰」。此论虽有其现实关怀，然若置于学术史脉络中细察，则未免失之简略。今试从史学方法论、概念考辨及现实观照三端，略陈管见。

一、史学方法论之辨：概念非真空存在
「闭关锁国」作为历史评价术语，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史学界启用以来，其内涵始终随学术范式转移而流变。费正清「朝贡体系」说、滨下武志「亚洲经济圈」理论，乃至近年「全球史」视野的介入，皆在解构传统单向度认知。中国历史研究院文章引发的争议，本质是不同史学范式对同一历史现象的阐释权之争。若仅以「庸人自扰」蔽之，实忽视了学术争鸣对于厘清历史本相的建设性意义。钱穆先生曾言「历史知识贵在鉴古知今」，正谓此类讨论乃史学发展的常态。

二、概念考辨：政策实践与话语建构之辨
细究明清海禁政策，可见其与「闭关锁国」话语存在显著张力。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的官方航海，与隆庆元年（1567年）月港开海形成的白银贸易网络，皆证明所谓「闭关」实为动态调整的治理策略。日本学者岩井茂树对「互市」制度的研究更揭示，明清政权通过广州十三行等制度设计，始终保持着对海洋贸易的精密管控。将复杂历史简化为「开放/封闭」二元对立，恰是当代人投射自身焦虑的症候。王夫之《读通鉴论》有云：「论史者当设身于其时」，今人若以全球化语境倒判前代，恐有「以今律古」之弊。

三、现实观照：历史阐释的当代性
历史研究院文章的争议，折射出全球化逆流下社会对开放政策的集体焦虑。这种焦虑本身具有合理性，正如章学诚所言「史学所以经世」。但需警惕将历史工具化为意识形态注脚的危险。比较日本「锁国」（sakoku）研究可知，其学界既承认德川幕府限制外交的史实，亦不回避「四口通商」等灵活实践，这种平衡视角值得借鉴。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今人讨论「闭关」议题，亦当超越简单肯定/否定的价值判断，转而聚焦制度选择与国家治理能力的辩证关系。

结语：
历史认知如同青铜器之鉴，须经年拂拭乃见本真。梅先生所言「庸人自扰」，若指情绪化争论确应避免；但若因此否定学术争鸣价值，则不免因噎废食。梁启超谓「史学者，国民之明镜也」，当下所需，非简单定论，而是建立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察往知来」的智慧之源。学者立言，当如顾炎武《日知录》般「采铜于山」，而非止于表象之辩。

《梅新育评历史研究院“闭关锁国”文章风波刍议》

梅新育先生以“庸人自扰”点评中国历史研究院关于“闭关锁国”研究的争议，实则触及了历史研究与当代话语建构之间的深刻命题。此事并非简单的学术观点之争，而是关乎如何以历史智慧观照现实发展的方法论之辨。

从史学专业视角审之，历史研究院原文旨在突破传统“闭关-开放”二元对立的叙事窠臼，试图在具体历史情境中还原清代对外政策的复杂性。这种研究取向本身符合学术演进规律——任何历史事件的评价都需置于特定时空条件下考量。清代前期海禁政策虽有限制贸易之实，然其设立初衷包含防御海上势力、维护主权等维度，与近代被动挨打的“闭关锁国”存在本质差异。治史者当避免以今律古，而应如钱穆先生所言“以古人之心为心”，进行同情之理解。

梅氏所言“庸人自扰”，虽言辞直率，却揭示了公众讨论中存在的认知错位：将学术考辨简单等同于政策导向。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提供多维参照，而非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正如《周易》所言“殊途而同归”，学术争鸣本应促进思想深化，若因担忧舆论反响而束缚探求，反失“百家争鸣”之传统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讨论折射出社会对历史认知的集体焦虑。在全球化进程遭遇挑战的当下，如何平衡开放与自主的关系成为时代之问。历史研究院的考据工作恰为思考此问提供了历史镜鉴——任何对外政策皆需根据世情国情动态调整，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若因恐“闭关”污名而回避历史复杂性，或因强调开放而忽视主权安全，皆非辩证之道。

真正的历史智慧在于超越概念之争，把握“时”与“势”的辩证统一。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强调“因其时而酌其宜”，清代对外交往的得失成败，关键不在“闭”或“开”的表面形式，而在于能否顺应时势作出适宜抉择。今日重审这段历史，当以史为鉴而非以史为枷，在深刻理解历史复杂性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

学术讨论贵在理中客见，既不必将学术观点过度政治化，亦不宜以“庸人自扰”轻忽公共关切的合理性。唯有在严谨学术与公众认知间搭建良性互动的桥梁，方能使历史研究真正发挥“鉴往知来”的功用，这或许才是此番讨论应有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