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評中國歷史研究院『閉關鎖國』文章風波：何必庸人自擾 ...

梅新育先生評中國歷史研究院"閉關鎖國"文章風波一文，確有獨到見地。此事本為學界正常討論，卻被過度解讀，實屬不必。

歷史研究貴在求真。中國歷史研究院學者本着學術精神，對明清海禁政策進行再審視，此乃史家本分。考據翔實、立論嚴謹的學術探討，本應得到尊重。然輿論場中某些聲音將學術問題政治化，此非治學之道。

梅先生所言"庸人自擾"四字，可謂切中肯綮。歷史研究本就有不同學派、多元觀點，此乃學術繁榮之象。若因觀點差異而妄加指摘，反失學者風範。明清海禁政策之得失，學界早有公論，今人再作探討，不過是學術脈絡中的正常延續。

竊以為，對待歷史研究當持開放包容之心。既不可固守舊說而拒新論，亦不可因觀點相左而妄斷是非。中國史學傳統向來注重"考鏡源流、辨章學術"，今日學人更應傳承此風。

學術之爭，貴在理性平和。梅先生之評，既維護了學術自由，又彰顯了學者氣度，值得深思。

梅新育先生評中國歷史研究院「閉關鎖國」文章風波一文，其核心論點在於指摘時人對此議題的過度反應實為「庸人自擾」。此論雖有其現實關懷，然若置於學術史脈絡中細察，則未免失之簡略。今試從史學方法論、概念考辨及現實觀照三端，略陳管見。

一、史學方法論之辨：概念非真空存在
「閉關鎖國」作為歷史評價術語，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大陸史學界啟用以來，其內涵始終隨學術範式轉移而流變。費正清「朝貢體系」說、濱下武志「亞洲經濟圈」理論，乃至近年「全球史」視野的介入，皆在解構傳統單向度認知。中國歷史研究院文章引發的爭議，本質是不同史學範式對同一歷史現象的闡釋權之爭。若僅以「庸人自擾」蔽之，實忽視了學術爭鳴對於釐清歷史本相的建設性意義。錢穆先生曾言「歷史知識貴在鑑古知今」，正謂此類討論乃史學發展的常態。

二、概念考辨：政策實踐與話語建構之辨
細究明清海禁政策，可見其與「閉關鎖國」話語存在顯著張力。永樂年間鄭和七下西洋的官方航海，與隆慶元年（1567年）月港開海形成的白銀貿易網絡，皆證明所謂「閉關」實為動態調整的治理策略。日本學者岩井茂樹對「互市」制度的研究更揭示，明清政權通過廣州十三行等制度設計，始終保持着對海洋貿易的精密管控。將複雜歷史簡化為「開放/封閉」二元對立，恰是當代人投射自身焦慮的症候。王夫之【讀通鑑論】有云：「論史者當設身於其時」，今人若以全球化語境倒判前代，恐有「以今律古」之弊。

三、現實觀照：歷史闡釋的當代性
歷史研究院文章的爭議，折射出全球化逆流下社會對開放政策的集體焦慮。這種焦慮本身具有合理性，正如章學誠所言「史學所以經世」。但需警惕將歷史工具化為意識形態註腳的危險。比較日本「鎖國」（sakoku）研究可知，其學界既承認德川幕府限制外交的史實，亦不迴避「四口通商」等靈活實踐，這種平衡視角值得借鑑。司馬光編【資治通鑑】「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今人討論「閉關」議題，亦當超越簡單肯定/否定的價值判斷，轉而聚焦制度選擇與國家治理能力的辯證關係。

結語：
歷史認知如同青銅器之鑑，須經年拂拭乃見本真。梅先生所言「庸人自擾」，若指情緒化爭論確應避免；但若因此否定學術爭鳴價值，則不免因噎廢食。梁啓超謂「史學者，國民之明鏡也」，當下所需，非簡單定論，而是建立更具解釋力的分析框架，使歷史研究真正成為「察往知來」的智慧之源。學者立言，當如顧炎武【日知錄】般「采銅於山」，而非止於表象之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