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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观止] 刘向【说苑】卷9正谏诗解4诸御己以木负绳正谏君尊贤解台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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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性畅情 發表於 2022-6-28 18:08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题文诗:
楚庄王也,昔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
士有三月,之粮也者,大臣谏者,七十二人,
其皆死矣;有诸御己,其时违楚,百里而耕,
谓其耦曰:吾将见王.其耦问曰:以尔身乎?
说人主者,吾闻之皆,闲暇之人,且至而死;
今子特为,草茅人耳.诸御己曰:与子同耕,
则比力也,若至于说,人主不与,子比智矣.
委其耕而,入见庄王.庄王谓曰:诸御己来,
汝将谏邪?诸御己曰:君有义用,有法之行;
且己闻土,负水者平,木负绳正,君受谏圣;
君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衅咎血,
成于通涂,然未敢谏,己何敢谏?顾臣愚窃,
闻昔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幷之;陈国不用,
子家羁也,而楚幷之;曹国不用,僖负羁也,
而宋幷之;不用子猛,齐幷莱国;不用子胥,
越幷吴国;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国危;
杀关龙逢,汤以得桀;纣杀王子,比干而使,
武王得之;周宣王也,杀杜伯而,周室以卑;
此三天子,六诸侯皆,不能尊贤,用辩士言,
身死国亡.遂趋而出,楚庄王遽,而追之曰:
己子反矣,将用子谏;先日说者,不足以动,
寡人之心,又危加诸,故皆至死;今子之说,
足动我心,而又不危,加诸寡人,故用子谏.
明日令曰:有能谏者,与为兄弟.遂解层台,
罢民楚人,乃歌之曰:薪乎莱乎?无诸御己,
讫无子乎?莱乎薪乎?无诸御己,讫无入乎!
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三月之粮者,大臣谏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诸御己者,违楚百里而耕,谓其耦曰:『吾将入见于王。』其耦曰:『以身乎?吾闻之,说人主者,皆闲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诸御己曰:『若与子同耕则比力也,至于说人主不与子比智矣。』
委其耕而入见庄王。庄王谓之曰:『诸御己来,汝将谏邪?』诸御己曰:『君有义之用,有法之行。且己闻之,土负水者平,木负绳者正,君受谏者圣语出【孔子家语·子路初见】。木料经墨线量过,就能取直;人能接受别人的规劝,就会变为道德高尚的人。绳:绳墨,木工打直线用的工具。谏:规劝。圣:道德极高尚;君筑层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衅咎血成于通涂,然且未敢谏也,己何敢谏乎?顾臣愚,窃闻昔者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幷之,陈不用子家羁而楚幷之,曹不用僖负羁而宋幷之,莱不用子猛而齐幷之,吴不用子胥而越幷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国危,桀杀关龙逢而汤得之,纣杀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杀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诸侯,皆不能尊贤用辩士之言,故身死而国亡。』
遂趋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将用子之谏;先日说寡人者,其说也不足以动寡人之心,又危加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说,足以动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诸寡人,故吾将用子之谏。』明日令曰:『有能入谏者,吾将与为兄弟。』遂解层台而罢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莱乎?无诸御己讫无子乎?莱乎薪乎?无诸御己讫无入乎!』
译文周朝的楚庄王。造了一个很高的台。那个台的面积。差不多有一百里的大。国里的大臣、去劝谏楚王不要造这个台的人。都给楚王杀死了。这时候、有个种田人叫诸御己的。在楚国百里以外的郊野里种田。他就对着同伴种田的人说。我要去劝谏楚王了。同伴说。我晓得去劝谏国王的。一定是人情很谙练。事理很通达的人。现在你不过是个老农夫吧了。去谏什么呢。诸御己说。你同我种田。那末我们两个人的能力是相等的。至于去劝谏国王。那我和你两个人的智力。就大不相同了。于是就丢弃了锄头。到楚宫里去劝谏楚王。楚王竟赞成他的话。就不再造高台了。并且又把以前叫来做工的百姓。也都叫他们回去。

本文来自以下【文集

抚弦士 發表於 2025-6-5 00:33 | 顯示全部樓層
《说苑·正谏》中诸御己谏楚庄王事考论

《说苑》卷九所载楚庄王筑台纳谏之事,实为战国时期"士人谏诤"模式的典型文本。诸御己以"木负绳则正"为喻,其谏言逻辑暗合《荀子·劝学》"木受绳则直"的政教理念,体现了先秦"以物喻政"的言说传统。本文试从三个层面解析此则谏言的深层意蕴。

一、谏言结构的双重维度
诸御己之谏采用"先抑后扬"的独特结构。表面称"己何敢谏",实则列举虞、陈、曹等六国不用贤者而亡的史实,构成"六证一理"的论证体系。这种"史鉴式"谏言方式,与《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之策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引证跨度自春秋虞国至战国秦国,虽史实细节或有出入,然符合战国士人"借史立言"的普遍特征。

二、隐喻系统的政道内涵
"土负水者平,木负绳者正"的比喻,实为黄老"自然法则"思想的体现。《黄帝四经·称》有"地之平,水之清"的表述,可见此喻源自早期道家政治哲学。诸御己将自然物性比附为治国法则,暗合《管子·形势解》"其功顺天者天助之"的执政理念,构建起"天道-物性-治道"的三重论证体系。

三、谏诤伦理的范式意义
此则记载的特殊性在于突破"尸谏"传统。不同于前七十二位"危言致祸"的谏臣,诸御己采用"史鉴+隐喻"的复合策略,既规避了"直谏"的政治风险,又达到"动王心"的实际效果。这种"曲谏"智慧,与《韩非子·说难》所述"知所说之心"的进言原则高度契合,标志着战国中期谏诤艺术的重要发展。

要之,诸御己之谏的成功,在于准确把握"尊贤"与"存国"的利害关系。其"趋而出"的举动,暗含《孟子·万章下》"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的士节。楚庄王最终"解层台而罢民"的决策,既彰显王者的纳谏胸襟,亦印证《荀子·臣道》"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的政治判断。此案例为后世树立了"理性谏诤"的典范,其价值远超"尸谏"的悲壮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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