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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英雄們以身為炬，燭照着歷史與文明的方向，也能讓後來人分辨出隱藏在黑暗中卑劣的靈魂。 魯迅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用文字為我們展示了300年滿清奴化統治的後遺症，表現為封建禮教、精神勝利法等種種症狀，其病根卻是滿清斬斷華夏文明自強意識與自強能力、文明黑洞式的奴化統治。 魯迅沒能找到療救滿清奴化統治後遺症的藥，共產黨人找到了。這個藥就是人民文藝，包括革命文化在內的傳統文化現代化，為人民服務的文化。 有了接續傳統之根的華夏文明的現代化，有了為人民服務的文化，整個民族的精神氣質為之一變。 魯迅是很多現代人文學道路上最重要的導師之一，對於柏楊與莫言也是如此，不同的是，魯迅鐵骨錚錚、神完氣足，柏莫內心陰暗、奴顏媚骨；魯迅追求的是光明，後者皈依的卻是撒旦。 法國作家薩特對此心知肚明，他在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時直言不諱地表示：諾貝爾文學獎只頒給那些西方作家和東方叛逆者。 瑞典文學委員會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在授予不語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辭中，對東方叛逆者的肯定更為露骨：充滿謊言的歷史、虛偽的政治、被驢與豬淹沒的人的聲音、飢餓與人肉……這是他從莫言作品中搜集出來，所有能用的反華標籤，全都拿出來當成對寫作者的獎勵。 從西方殖民者的視角出發，【河殤】不僅徹底否定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而且徹底否定了近百年來中國人民可歌可泣的革命鬥爭，徹底否定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偉大的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績，竭力鼓吹『全盤西化』、走『藍色文明』之路即資本主義道路才是中國的惟一出路。 旅法學者邊芹在其作品中揭露了西方設置的人文藝術類獎項、入選作品、頒獎機構背後的邏輯。這些機構、獎項的設置，是包藏禍心的，是有顛覆政權、禍國殃民目的的。需要提醒的是，邊芹老師此類廓清事實的文章，才真正體現了文學的『批評』功用。 事實上，從美國1882年通過的『排華法案』、傑克·倫敦作品中對中國人的仇視，影視作品中的傅滿洲形象，再到諾貝爾文學獎、戛納電影節、時裝展中中國作品的選擇標準，都證明了西方對華夏文明的仇視與醜化是一以貫之的。 這一切構成了莫言們文學創作的歷史背景與文化生態，柏楊1985年出版【醜陋的中國人】，刻意塑造出來的中國人的劣根性，也是這種文化生態下的產物，不語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與性格塑造的，正是他自己的立場與價值取向。 莫言不是從華夏民族的立場上樹立與建構健康的人性與社會生態，而是從西方殖民者的立場上來否定與解構華夏民族與華夏文化，否定其存在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為西方殖民者滅華夏之國、亡華夏之種構建文學合理性。 他展現的不是積極的、健康的人性、抗日救亡時期的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勞動文化、主人翁文化，而是其獨特的搜腐集穢式的審美癖好去塗污健康社會生態下的人與人性。 他不去歌頌在革命鬥爭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捨身赴死、先公後私的英雄與勞模，而是拐彎抹角地去讚美日據時期的侵略者，不遺餘力地去讚美北海道的當代日本人。 他筆下一切變態的、醜陋的人物與形象，實則是滿清奴化統治與舊中國列強與軍閥割據統治下的黑暗地獄的後遺症，通過學來的寫作技術，嫁接到滿足符合西方與河殤派們屬意的時代，以實現其意識形態工具的需要。 這不是什麼讚頌與批評的問題，這是立場問題，這是價值觀問題，這是惡毒的詛咒，這是挑戰全體中國人道德底線的問題。 堅持病態文學觀，創作病態作品的，註定不是擁有健康文化心理的人，而事實上，莫言們正是境內外反華勢力用敵意與詛咒復活的文化病夫。 教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奠定了新中國文藝工作的指導思想，文藝來源於生活，文藝工作要為人民群眾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文藝要堅持黨性原則，文藝要符合社會主義的政治標準。 今天，當我們為娛樂圈的烏煙瘴氣痛心疾首，當教材成了宣傳西方價值觀、為軍國主義招魂的陣地時，再回過頭來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呢？這世上哪有什麼不講政治的文藝？不要聖王先賢的文藝，不要工農兵的文藝，不要人民群眾的文藝，難道要好萊塢自由女神的文藝，要靖國神社軍國主義的文藝麼？ 之所以要講政治，講黨性，不是禁錮思想，而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並未結束，我們以為的和平，不過是另一場換了名字的戰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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