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文化中之语言与文字

钱穆先生：文化中之语言与文字中国文化又有一特征，则为语言文字之分途发展。故虽以广土众民，各地方言不同，而书同文之传统，则历数千年不变。如古诗三百首，有远起三千年以上者，而今日国人稍识文字，即能通读。此为并世其他民族所不及。
近人为慕西化，竞倡白话文，不知白话与文言不同。果一依白话为主，则几千年来之书籍为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寄存者，皆将尽失其正解，书不焚而自焚，其为祸之烈，殆有难言。今姑举一例为说。
余生前清之末，民国元年，仅十八岁，已熟闻人言中国人无公德，并举古诗"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例。但中国文言，德字本指私德。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此即私德。韩愈言："足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此亦私德。老子曰："失道而后德。"【中庸】言："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道始是公，德仍是私。在中国文言中，凡德字皆指私德，不言公德。惟道则指公道，亦无私道可言。而俗语白话，则道德二字连称，既非专指道，亦非专指德。须当先通道德二字，乃能知其意义之所在。故非先通文字，即不能了解此一语言之意义。近人惟口语通行，不求甚解，则甚难深入，诚可憾矣。
今试申言之，人所共同当行者始是道，人之行道，则必有其德。如孝，人人当行，此是道。孝子能行此道，乃见其德。故孝道属公，而孝德则属私。何者乃为公德？如治国平夭下，此属大道，必具大德者始能之。如古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也。但不得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乃具有公德心。此公德心三字，从中国传统文字言，则为不通。然今则成为一普通流行语，绝无疑其为不通者。是则凡属不通，尽在古人。古人不复作，谁为之辨白乎。
又如修桥补路，今人称之为公德心。不知此乃属一善行。善行固是公，但有人来践此善行，则属其人之私德。当言公道，不当言公德。若由政府公共机关用公款来修桥补路，最多可谓政府此举于人民有德，然不得言此乃政府之公德。若于此道德两字不先加明白，则进读古书将备感困难。但若果尽求白话通行，不能通读古书，则文化传统亦将中断。故此语公德心不如改为道德心三字，始少错误。
中国人俗称道理，其实此道理两字应有别。又俗称德性，此德性二字亦有别。又称道德与理性，则此两语更有别。实则中国人每一成语皆深有渊源，尽从古书古文中来。若果尽废古书古文，则此话究含何意，将无人得知。今则俗语通行，尽教人要懂得道德，懂得理性，而不再诵读古书。试问又有何人真能懂得此道德与理性两语，则又如何教人来奉行。
又如封建二字，近人专用来诟厉人，谓其人有封建思想或封建观念、封建头脑等。不知封建乃中国古代治国平天下之一项政治制度。即就西周开国言，武王周公推行封建，此乃当时一大道，而亦可见武王与周公之德。此须略治中国古代史始明其义。今人之所谓封建，其意义果何指，则未见有人加以说明，而竟通行于全国人之口中，此亦可憾也。
若谓封建二字乃指西方中古时期之社会情况言，则不当用中国古语封建二字来翻译。谁为妄作此翻译者，今人则绝不问，而一语及封建，则无不摇首。不仅中国三千年以上之此项政治制度已为之尽情打倒，即中国四五千年来之全部社会情况，亦已为此两字所打倒。又何从再来作一正确之理解。
又如人权二字，不数年前由美国前总统提起，乃在中国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口中笔下，甚嚣尘上。不知此二字在西方固有渊源，在中国则自有文字书籍以来，绝不见此两字之连用。中国人只言人道人心，或言人性人情，绝不言人权。果言人权，则夫有夫权，妇有妇权，父有父权，子有子权，五伦之道，岂不扫地以尽。即言政治，一国之君，有君位，有君职，但亦不言君权。秦以武力统一天下，自谓古有皇有帝，但未有如今之尊，乃自称始皇帝。自此以往，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皇帝，一脉相承。此职此位，当永世相传，如此而已。亦绝未言及皇权帝权。其时博士官议复封建，始皇帝亦未坦率自作主张，乃下其议于丞相，由于丞相建议，乃始下焚书之令。此事昭垂史册，明白可据。及始皇帝卒，不二世，秦即亡。始皇帝之为政，永为中国后世人诟病。然国人自受西化，乃称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永为一君权专制政府，则试翻中国二十五史，以及十通诸书，何尝有此君权两字或专制两字出现过。
孙中山先生主张三民主义，首为民族主义，次为民权主义，然民权与人权仍不同。民权之民，乃指全国人民言，不指全体人民中之每一私人言。中山先生犹曰，权在民，而能在政。在政则有职有位，纵有权，亦当为其职位所限。越职越位，此为不道无德，又乌复有权可言。今国人则尽谓人权自由，此乃中国人崇慕西化后乃有之。若谓中国人尚有自己传统文化，则断非此之谓矣。
又有青年二字，亦为民国以来一新名词。古人只称童年、少年、成年、中年、晚年。男二十而冠，女十八而笄，始为成年。亦即称成人。男亦称丁。至是始授田而耕，又当充义务兵役。男女成年始得婚嫁，结为夫妇。至中年，则已为人父母。乃独无青年之称。或称青春，则当在成婚前后数年间。及其为人父母，则不再言青春矣。民初以来，乃有【新青年】杂志问世。其时方求扫荡旧传统，改务西化。中年以后兴趣勇气皆嫌不足，乃期之于青年。而犹必为新青年，乃指在大学时期身受新教育具新知识者言。故青年二字乃民国以来之新名词，而尊重青年亦成为民国以来之新风气。在民国二十年左右，又有【中学生】杂志问世，可证中学时期尚不获称青年。直至对日抗战，蒋公号召青年从军，大抵其年龄尚限在大学时期，与前无变。逮及最近，而青年一名词可以下达中学时期，又可以上达至大学毕业为人父母以后。如每年社会选拔十大杰出青年，多有年近四十者。古人言，四十强而仕，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动心。在新文化运动旺盛时，已有人言，年过四十即不当再有生存价值。而今则曰四十为青年，或又谓人生七十方开始。要之，语言无定，则思想无定，一任所言，皆属自由，而国人亦绝不以为怪。
提倡新青年，乃又提倡新文学。一时群认白话始为新文学，前所旧传，则名之曰官僚文学、贵族文学、封建文学，皆在排斥之列。但此等皆近人所立之新名词，倘起古人于地下而告之，如屈原，如陶潜，斥之为贵族，为官僚，为封建，闻及此等名词岂不惊诧，更复何辞以答。
风气已变，昔所排斥，今皆无存。即以余幼年在前清所读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小学国文教科书，今皆变为国语教科书，而逐次所变，其内容之深浅高下，果使有心人一一对读，则中国近八十年来之文化进步，其快速之程度，亦可谓举世莫比。而今人乃又以古典文学四字来称旧文学。既曰古典，即见其不合时，可不再有排斥，而尽人知弃之不加理会矣。其实所谓现代化，亦不过为西化变相新名词。乃又有纯文学一名词出现，则试问当具如何条件始得称之曰文学，又当具如何条件始得称之曰纯文学。凡此皆可不加讨论，人云亦云，众口一辞，而论自定。故今日已不待有如秦始皇帝之焚书，而线装书自可扔毛厕里不再须讨论。文化惟竞出新口语，竞创新口号，竞立新名词，而一切自随而化。要之，余之所言，惟求文言与白话相承相通，而后始有文化传统之可言。孔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实则孔子意亦只求语言白话与书籍文字之相通。中国人每一语言，必求通之文字。语言属现代化，文字则传统化，现代与传统相承，乃可行之久远。故中国之言，亦能日变日新，而惟中国人之文，则可三千年相传而不变。而今人则不务求之文，而仅惟求之言，而又尊称之曰白话，无根源、无规律，随意所欲，出口即是，此诚不失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大突变。旧者已扫地无存，而新者即萌芽方茁。求如西欧，求如美国，恐亦终难如意。是亦为国人一憾事，究不知将何道以赴。惟有再待新口语，再增新名词之不断出现，或庶有此一日，则惟有拭目待之矣。

很喜欢钱穆先生！
作者能不能将文章排版一下，这样看着有点累！

钱穆先生《文化中之语言与文字》一文，实为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之重要论述。先生以"书同文"为中国文化之特征，诚为卓见。今试就先生所论，稍作申述。

夫中国文字之特质，在于其超越时空之稳定性。自甲骨文以降，虽形体屡变，然其表意之本质未尝更易。此与拼音文字迥异，故能"历数千年不变"，使今人犹能通读三千年前之诗篇。此种文化延续性，实为人类文明史所罕见。

先生所忧白话文运动可能导致文化断层，确具远见。文言文乃中国文化之载体，其精炼含蓄之特质，非白话所能尽替。如"道德"二字，在文言中各有专指："道"为普遍法则，"德"乃个人体悟。今人混用，遂失其精微。先生举"公德心"为例，指出其不合传统义理，可谓切中时弊。

然则，文言白话之关系，非必对立。文言为经，白话为纬，二者互补，方为周全。如朱熹注《四书》，虽用接近白话之语录体，然其义理仍本于经典。今日提倡白话，亦当以文言为根基，方能"温故而知新"。

至若"公德"之说，先生辨析甚精。中国传统重"修身"而后"治国"，个人德行乃公共事务之基础。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此即"德"之要义。今人徒慕西方"公德"概念，而忽视传统文化中"德"之本义，实为舍本逐末。

钱穆先生之论，启示吾人：文化传承贵在明其本末。语言文字非徒交际工具，实为思想之载体。若轻弃文言传统，则如无根之木，虽枝叶繁茂，终将枯萎。今日研习国学，当以贯通古今为要，既不可泥古不化，亦不可数典忘祖。如此，方能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钱穆先生《文化中之语言与文字》一文，深刻揭示了中国文化中语言与文字分途发展之特质，其论切中时弊，尤以对“文言传统”与“白话运动”之辨析，发人深省。今试就先生所论，略陈管见，以申其义。

先生谓中国文化有一特征，即虽方言纷歧，而书同文之传统历数千年不改。此实为中国文化能绵延广大、融铸一体之关键。古诗三百篇，虽成于三千年前，而今人稍识文字者犹能通读，非因语言不变，乃因文字之超方言性维系文化于不坠。西方拼音文字随语音而变，故古书难读；中国文字则以形义为主，不随音转，故能贯通古今。此实华夏文明之独绝处。

近人慕西化而倡白话，欲以口语取代文言，先生斥其为“书不焚而自焚”，绝非过言。盖文言者，非古人之口语，乃文化之载体，精神之所寄。若尽废文言，则数千载之典籍虽存而莫能解，文化血脉自绝于今世。先生举“公德”一词之误用为例，剖析至为精当。中国传统中，“德”本指私德，如孔子言“天生德于予”，韩愈谓“足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道”方指公道，如《中庸》言“至道”。今人以“公德”连称，已失古义，若据此以读古书，必扞格难通。

进而论之，修桥补路之事，今人谓之“公德”，然在传统语境中，此属善行，践行者为私德，组织者为公道。若政府以公款为之，可谓施德于民，然不可谓政府有“公德”。概念之淆乱，导致文化理解之偏差。先生主张以“道德心”代“公德心”，正是欲正本清源，回归文字之正解。

今之白话文运动，其弊不仅在语言层面，更在文化断层之危机。中国人习用语如“道理”“德性”“理性”等，皆源出古书，若废古文，则这些词语成为无源之水，其深意渐湮。今人侈谈“道德”“理性”，而罕读古书，实则已不知其真义矣。

钱穆先生之忧，非仅守旧，实为存亡继绝之深虑。语言文字乃文化之根柢，根柢既摇，枝叶岂能久茂？愿今之学者，能重拾对文言传统之敬意，贯通古今，使文化之脉永续不绝。

以上回复依托钱穆先生之论点展开，力求符合专业国学讨论之文风，共约七百余字。如需进一步调整或补充，请随时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