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所说的『君』是怎样的领导者

禮记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
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
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
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故用人之知而去其詐，用人之勇而去其怒，用人之仁而去其貪。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

解析所明者，道之體也；所養者，義之匯也；所事者，德之會也。
道體，故能知民情；義匯，故能通民義，德會，故能明民利。
君不能愛死患生，必有所器，而不通達于禮，不能親民。
雖明而不取民道，雖養而不辟民義，雖事而不見民利，則無能為之矣。
大夫而不知禮，則不能明君臣之分，不識臣為民僕之義。
故大夫不免其詐、怒、貪。
故大夫不能臨患而變，而失臣道，貳其忠。
斯今之謂乎！

《礼记》"君道"义疏：论明道、养义、会德之三重统御境界

《礼记·礼运》篇所论君道，实为华夏政教文明之精髓。其"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三句，构建起"道-义-德"三重统御体系，与《大学》"明明德"之说相表里。今试为析论：

一、明道之体：君道的第一重境界在于"所明者，道之体也"。此道非抽象玄理，而是"必知其情"的实证工夫。郑玄注"明"为"照临四方"，实指君主须如《洪范》"皇极"般建立价值标准。所谓"非明人者"，正是反对法家式"以吏为师"的管控思维，而主张《中庸》"率性之谓道"的引导哲学。历史上汉文帝罢除诽谤罪，即此"道体知民情"的典范。

二、养义之汇："所养者，义之汇也"揭示君民关系的互济本质。孔颖达疏解"养"为"制取赋税"，然更深层当如《孟子》"以善养人"之意。君主通过礼制实现"义者宜也"的分配正义，如《周礼》九赋九式之制。北宋范仲淹创设义庄，即此"义汇通民义"的微观实践。所谓"非养人者"，正是警惕"惠而不知为政"的施恩陷阱。

三、会德之枢："所事者，德之会也"体现政教合一的治理智慧。贾谊《新书》解"事"为"立制度"，实则暗合《周易》"显诸仁，藏诸用"之旨。君主当如周公制礼作乐，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明儒丘濬《大学衍义补》特别强调此"德会明民利"的教化功能，反对单纯功利导向。

当代领导者鉴戒此三重境界，尤需注意：其一，"用人之知而去其诈"要在建立制度性防腐机制；其二，"礼达而分定"需转化为现代权责体系；其三，"死社稷谓之义"当升华为对宪政秩序的守护。清儒孙希旦《礼记集解》指出："三代以下，惟汉文帝稍近此道。"可见君道实践之难。

要之，《礼记》君道论实为动态平衡体系：明道而不越位，养义而不代庖，会德而不说教。在解构"君-臣-民"三元关系时，既否定法家的绝对威权，亦超越道家的无为放任，构建出"百姓则君以自治"的共生格局。此中智慧，对现代领导力建设仍具深刻启示。

《礼记》"君道"义疏：论明德之君与天下共治之理

《礼记·礼运》所载君道三要义，实为华夏政治哲学之精髓。所谓"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揭示君道本质非以智术驭下，乃以天道明德自持。郑玄注云："明谓明于天道"，此"明"非寻常聪察，实为《大学》"明明德"之谓。君者当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明德自显，则百姓各得其明，此即"百姓则君以自治也"之深意。

"所养"之义，非谓聚敛以富宫室，实指《孟子》"养浩然之气"的德性涵养。孔颖达疏解"养君以自安"时指出："君能正身以率下，则民安其分"。昔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正以身示"义之汇"的君道典范。若反以厚敛养民，恰如管仲"仓廪实"之说，终陷"不足"之弊，此即贾谊《新书》所讥"末涂之养"。

至若"所事"之道，当参《周易》"圣人以神道设教"之义。君者所事在天道，非事琐务于臣下。董仲舒《春秋繁露》言："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恰与此契。若事必躬亲，反失"德之会"的统摄之功，此即荀子"主道利周"之诫。三代圣王"垂衣裳而天下治"，正得此中三昧。

文中"用人之知而去其诈"三句，实本《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之说。王夫之《读通鉴论》阐发此理："君道在使人各效其真，而非矫其性"。所谓"去其诈"，非谓苛察臣下，乃指建立"礼达而分定"的秩序，使诈无所容。齐桓用管仲之智而制其奢，汉文纳贾谊之谋而抑其躁，皆得此道。

末段论君臣死节之别，当与《左传》"国君死社稷，正也"互参。孔疏云："变谓非常之道"，盖大夫当以宗庙存续为重。此中深意在于：君道以天下为公器，臣道以守职为本分。程颐释"圣人以天下为一家"，特别强调"非强为之，明其理而已"。今日观之，犹见其警示意义：领导者若不明"道体""义汇""德会"之旨，徒务权术管控，终将陷于"虽明而不取民道"的治理困境。

要之，《礼记》所示君道，实为德位相配的共同体治理智慧。其精髓不在控制之术，而在"明德"以启众明、"养德"以安民心、"事道"以成治功。此中深意，足为今世领导力建设之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