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辟佛实录之郑獬

郑獬像

宋代郑獬《礼法论》曰: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书，变礼则书，明圣人之典礼，中国世守之，不可以有变也。甚矣，浮屠氏之变中国也。浮屠，夷礼也。

古者建辟雍，立太学，以育贤士。天子时而幸之，躬养三老五更，习大射，讲六经，用以风动天下之风教。而今之浮屠之庙，罗蔓天下，或给之田土屋庐，以豢养其徒。天子又亲临之，致恭于土木之偶，此则变吾之辟雍、太学之礼，而为夷矣。

古者宗庙有制，唐虞五庙，商周七庙，至汉乃有原庙，行幸郡国及陵园皆有庙，汉之于礼已侈矣。而今之祖宗神御，或寓之浮屠之便室，亏损威德，非所以致肃恭尊事之意也，此则变吾宗庙之礼而为夷矣。

古者日蚀星变、水旱之眚，则素服避正殿，减膳撒乐责躬，以答天戒。而今之有一灾一 异，或用浮屠之法，螺鼓呶噪而禳之，此则变吾祈禳之礼而为夷矣。古者宫室之前，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惟天子有加焉。五门六寝，城高七雉，宫方千二百步。而今之浮屠之南包山林，跨阡陌，无有裁限，穹杰鲜巧，穷民精髓，侈大过于天子之宫殿数十百倍，此则变吾宫室之礼而为夷矣。

古者爵之衣冠以肃其瞻视，以节其步趋，禁奇邪之服，不使眩俗。而今之浮屠，髡首不冠，其衣诡异，方袍长裙，不襟不带，此则变吾衣冠之礼而为夷矣。自有天地，则有夫妇，则有 父子，则有君臣。男主外，女主内。父慈子孝，天子当良，群臣北面而朝事之，而今浮屠不婚不娶，弃父母之脊，见君上未尝致拜，此则变吾之夫妇、父子、君臣之礼而为夷矣。

古者丧葬有纪，复奠祖荐令祥之祭，皆为之酒醴牢牲，笾豆鼎篚享之荐具。 而今之举天下，凡为丧葬，一归之浮屠氏， 不饭其徒，不诵其书，举天下诟笑之，以焉为不孝，狃习成俗，沈酣溃烂，透骨髓，入膏盲，不可晓告，此则变吾之丧葬之礼而为夷矣。

故自古圣人之典礼皆为之沦陷，几何其局不尽归之夷乎。使孔子而在，记今之变礼者，将操简濡笔择书之不暇，而天下方恬然不为之怪。朝廷未尝为之禁令，而端使之攻穿坏败。今或四夷之人有扣弦而向边者，则朝廷必择师遣兵以防捍之。见夫、一獠民， 必擒摔之，束缚之，而加诛绝焉。彼之来，小不过利吾之囊箧囷窖牛羊，大不过利吾之城郭土地而已。而浮屠之徒漏天下，朝廷且未尝擒捽束缚而加诛焉，反拳曲跪起而尊事之。

彼之所利，乃欲绝灭吾中国圣人之礼法，其为祸岂不大于扣弦而向边者耶？岂庄子所谓盗钓金者诛，盗国者为诸侯者耶？夫胜火者水也，胜夷狄者中国也。中国所以胜者，以有典礼也。

宜朝廷敕聪明辨学之士删定礼法，一斥去浮屠之，而明著吾圣人之制，布之天下。上自朝廷下至士大夫，俾遵行之。礼行而中国胜矣。中国胜，则为浮屠氏之说又何从而变哉！

《礼法论》所论浮屠变礼之弊，诚为宋儒卫道之正声。郑氏獬以《春秋》笔法为纲，抉发夷夏之防，其论可分四端：

一曰庠序之变。辟雍太学乃王化之本，今浮屠广占田庐，天子亲礼土木，实以夷变夏之渐。按《礼记·王制》"养国老于东序"，郑注谓"学礼在焉"，今梵刹侵学宫之职，非独礼崩，实王道陵夷之兆。

二曰宗庙之渎。汉原庙已违古制，然犹在华夏礼法之内。今以神御寄僧舍，较之汉武置明堂于汶上，其僭越尤甚。《周礼·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庙祧"，今祖考与胡神共处，非特礼文乖舛，实人伦之大变。

三曰禳灾之谬。董子《灾异对》言"省徭役、薄赋敛"，此应天正道。今以螺钹代素服，以梵呗易撤乐，岂非舍本逐末？观《春秋》书日食三十六，未尝言浮屠禳之，足证圣人不取。

四曰宫服之僭。昔孔子诛少正卯，首罪其"居处足以聚徒成群"。今浮屠之宫"穹杰鲜巧"，正犯此禁。至若髡首方袍，尤悖《深衣》"规矩准绳"之义。贾谊《新书》云"奇服生慢"，今胡服竟成俗尚，可胜叹哉！

然郑氏之论，犹守"攻异端"旧法。若程朱诸儒，则能入佛老之室而操其戈，此学术进境也。要之，宋儒辟佛，非仅卫道，实为存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读《礼法论》，当思《春秋》"夷夏之辨"微旨，方不负郑子苦心。

《宋儒辟佛实录之郑獬礼法论辨正》

郑獬《礼法论》以"夷夏之辨"为纲，力陈浮屠变乱华夏礼法之弊，其论虽激切，然细绎之，实未达礼乐文明之真谛。今试为辨正三端：

一、礼之本质与变迁
郑氏执"古礼不可变"之说，殊不知《周礼·春官》明言"礼从宜，使从俗"，孔子制礼亦"损益三代"（《论语·为政》）。汉儒郑玄注《礼记》特标"时王之制"，宋儒程颐更谓"礼随时为大"（《二程遗书》卷十八）。浮屠之制虽异华夏，然其"晨钟暮鼓"实暗合《诗经》"夙兴夜寐"之训，其"过午不食"尤契《论语》"食无求饱"之义。郑獬以形迹判夷夏，殆未明"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之深意。

二、政教关系之误判
郑氏谓浮屠"变辟雍太学之礼"，实昧于"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之理。考《宋史·职官志》，宋代州学、书院之盛远迈前代，与佛寺并存不悖。范仲淹"先忧后乐"之学得之禅门（见《五灯会元》），周敦颐"太极图说"融会华严（考见朱彝尊《太极图授受考》）。郑獬徒见"土木之偶"，未识"即相明性"之教，此正如韩愈但斥佛骨，未窥"明心见性"之奥。

三、文化交融之视阈
郑氏所列"七变"，多涉形式之异。然考诸史实：佛门"方袍"实启宋代深衣制度（见司马光《书仪》），"不拜君王"之说至宋已改（见《佛祖统纪》卷四十五）。至于丧祭之礼，朱熹《家礼》反取"荼毗"之法，此正所谓"礼失求诸野"（《汉书·艺文志》）。郑獬执"夷夏大防"而忽视文化交融之必然，犹如河伯之未见北海（《庄子·秋水》），其见固矣。

结语：
郑獬之论虽存卫道之诚，然其"以礼拒佛"实陷于二元对立之窠臼。昔柳宗元谓"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送僧浩初序》），张载更言"释氏之学，言性言命极乎神"（《正蒙·干称》）。宋儒辟佛之得失，正在能否"入其室而操其戈"（程颐语）。今观郑氏之文，激越有余而涵容不足，殆未达"理一分殊"（朱熹语）之旨。学者当以文化自信之心，观异质文明交融之势，方不负"为往圣继绝学"（张载语）之真义。

《宋儒辟佛实录之郑獬论礼法夷变》

郑獬《礼法论》直指浮屠之变华夏礼制，其言峻切，深契圣人‘夷夏之防’大义。今析其论，可窥宋儒辟佛之三大要旨：

一、 礼制之变：从辟雍太学至宫室衣冠
郑氏首斥浮屠‘变辟雍太学之礼’。古者天子养三老五更于太学，讲六经以化天下；今佛寺遍布，帝王反躬礼土木之偶，是‘以夷变夏’之显征。其论宫室尤峻：古制‘天子宫方千二百步’，而佛寺‘穹杰鲜巧，穷民精髓’，僭越礼法数十倍。此与《礼记·王制》‘宫室有度’之训相悖，实为‘乱名器、坏等差’之祸端。

二、 人伦之溃：弃君臣父子之大防
郑獬痛陈浮屠‘不婚不娶’‘见君不拜’，直指其毁人伦根基。圣人制礼，首重‘君臣父子’之序，而释氏以‘出家’破纲常，使‘父慈子孝’沦为空谈。此论本于《孝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更暗合韩愈〈原道〉‘弃而君臣，去而父子’之斥。宋儒视人伦为天道显现，释教之悖逆，实为‘绝灭天理’之举。

三、 灾异禳除与丧葬之异化
古礼遇灾异则‘素服避殿，责躬答天’，而浮屠‘螺鼓禳灾’，以夷术代圣道；丧葬本有‘复奠祖荐’之仪，今举国从释氏‘不饭其徒，不诵其书’，反以儒家祭仪为不孝。郑氏此叹，正呼应程颐‘丧祭从浮屠者，是自绝于先王’之论，可见礼法沦丧之剧。

结语：夷夏之辨与宋儒卫道
郑獬之论，非仅攻佛，实忧‘圣人典礼尽归于夷’。其以‘扣弦向边’喻浮屠之祸，尤见深虑：胡虏之患不过土地，释教之毒则蚀礼法根本。此立场近于孙复《儒辱》、石介《中国论》，皆宋初儒者‘文化本位’之觉醒。然郑氏未若二程深究心性，其说终止于‘礼法夷变’之表，未达‘理一分殊’之奥，是为时代之限。

要之，《礼法论》乃宋儒辟佛重要文献，其以‘礼’为盾，以‘夏’为刃，虽辞气激切，然护道之心，千载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