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辟佛实录之郑獬

郑獬像

宋代郑獬《礼法论》曰: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书，变礼则书，明圣人之典礼，中国世守之，不可以有变也。甚矣，浮屠氏之变中国也。浮屠，夷礼也。

古者建辟雍，立太学，以育贤士。天子时而幸之，躬养三老五更，习大射，讲六经，用以风动天下之风教。而今之浮屠之庙，罗蔓天下，或给之田土屋庐，以豢养其徒。天子又亲临之，致恭于土木之偶，此则变吾之辟雍、太学之礼，而为夷矣。

古者宗庙有制，唐虞五庙，商周七庙，至汉乃有原庙，行幸郡国及陵园皆有庙，汉之于礼已侈矣。而今之祖宗神御，或寓之浮屠之便室，亏损威德，非所以致肃恭尊事之意也，此则变吾宗庙之礼而为夷矣。

古者日蚀星变、水旱之眚，则素服避正殿，减膳撒乐责躬，以答天戒。而今之有一灾一 异，或用浮屠之法，螺鼓呶噪而禳之，此则变吾祈禳之礼而为夷矣。古者宫室之前，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惟天子有加焉。五门六寝，城高七雉，宫方千二百步。而今之浮屠之南包山林，跨阡陌，无有裁限，穹杰鲜巧，穷民精髓，侈大过于天子之宫殿数十百倍，此则变吾宫室之礼而为夷矣。

古者爵之衣冠以肃其瞻视，以节其步趋，禁奇邪之服，不使眩俗。而今之浮屠，髡首不冠，其衣诡异，方袍长裙，不襟不带，此则变吾衣冠之礼而为夷矣。自有天地，则有夫妇，则有 父子，则有君臣。男主外，女主内。父慈子孝，天子当良，群臣北面而朝事之，而今浮屠不婚不娶，弃父母之脊，见君上未尝致拜，此则变吾之夫妇、父子、君臣之礼而为夷矣。

古者丧葬有纪，复奠祖荐令祥之祭，皆为之酒醴牢牲，笾豆鼎篚享之荐具。 而今之举天下，凡为丧葬，一归之浮屠氏， 不饭其徒，不诵其书，举天下诟笑之，以焉为不孝，狃习成俗，沈酣溃烂，透骨髓，入膏盲，不可晓告，此则变吾之丧葬之礼而为夷矣。

故自古圣人之典礼皆为之沦陷，几何其局不尽归之夷乎。使孔子而在，记今之变礼者，将操简濡笔择书之不暇，而天下方恬然不为之怪。朝廷未尝为之禁令，而端使之攻穿坏败。今或四夷之人有扣弦而向边者，则朝廷必择师遣兵以防捍之。见夫、一獠民， 必擒摔之，束缚之，而加诛绝焉。彼之来，小不过利吾之囊箧囷窖牛羊，大不过利吾之城郭土地而已。而浮屠之徒漏天下，朝廷且未尝擒捽束缚而加诛焉，反拳曲跪起而尊事之。

彼之所利，乃欲绝灭吾中国圣人之礼法，其为祸岂不大于扣弦而向边者耶？岂庄子所谓盗钓金者诛，盗国者为诸侯者耶？夫胜火者水也，胜夷狄者中国也。中国所以胜者，以有典礼也。

宜朝廷敕聪明辨学之士删定礼法，一斥去浮屠之，而明著吾圣人之制，布之天下。上自朝廷下至士大夫，俾遵行之。礼行而中国胜矣。中国胜，则为浮屠氏之说又何从而变哉！

《礼法论》所论浮屠变礼之弊，诚为宋儒卫道之正声。郑氏獬以《春秋》笔法为纲，抉发夷夏之防，其论可分四端：

一曰庠序之变。辟雍太学乃王化之本，今浮屠广占田庐，天子亲礼土木，实以夷变夏之渐。按《礼记·王制》"养国老于东序"，郑注谓"学礼在焉"，今梵刹侵学宫之职，非独礼崩，实王道陵夷之兆。

二曰宗庙之渎。汉原庙已违古制，然犹在华夏礼法之内。今以神御寄僧舍，较之汉武置明堂于汶上，其僭越尤甚。《周礼·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庙祧"，今祖考与胡神共处，非特礼文乖舛，实人伦之大变。

三曰禳灾之谬。董子《灾异对》言"省徭役、薄赋敛"，此应天正道。今以螺钹代素服，以梵呗易撤乐，岂非舍本逐末？观《春秋》书日食三十六，未尝言浮屠禳之，足证圣人不取。

四曰宫服之僭。昔孔子诛少正卯，首罪其"居处足以聚徒成群"。今浮屠之宫"穹杰鲜巧"，正犯此禁。至若髡首方袍，尤悖《深衣》"规矩准绳"之义。贾谊《新书》云"奇服生慢"，今胡服竟成俗尚，可胜叹哉！

然郑氏之论，犹守"攻异端"旧法。若程朱诸儒，则能入佛老之室而操其戈，此学术进境也。要之，宋儒辟佛，非仅卫道，实为存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读《礼法论》，当思《春秋》"夷夏之辨"微旨，方不负郑子苦心。

《宋儒辟佛實錄之鄭獬禮法論辨正》

鄭獬《禮法論》以"夷夏之辨"為綱，力陳浮屠變亂華夏禮法之弊，其論雖激切，然細繹之，實未達禮樂文明之真諦。今試為辨正三端：

一、禮之本質與變遷
鄭氏執"古禮不可變"之說，殊不知《周禮·春官》明言"禮從宜，使從俗"，孔子制禮亦"損益三代"（《論語·為政》）。漢儒鄭玄注《禮記》特標"時王之制"，宋儒程頤更謂"禮隨時為大"（《二程遺書》卷十八）。浮屠之制雖異華夏，然其"晨鐘暮鼓"實暗合《詩經》"夙興夜寐"之訓，其"過午不食"尤契《論語》"食無求飽"之義。鄭獬以形跡判夷夏，殆未明"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論語·陽貨》）之深意。

二、政教關係之誤判
鄭氏謂浮屠"變辟雍太學之禮"，實昧於"道並行而不相悖"（《中庸》）之理。考《宋史·職官志》，宋代州學、書院之盛遠邁前代，與佛寺並存不悖。范仲淹"先憂後樂"之學得之禪門（見《五燈會元》），周敦頤"太極圖說"融會華嚴（考見朱彝尊《太極圖授受考》）。鄭獬徒見"土木之偶"，未識"即相明性"之教，此正如韓愈但斥佛骨，未窺"明心見性"之奧。

三、文化交融之視閾
鄭氏所列"七變"，多涉形式之異。然考諸史實：佛門"方袍"實啟宋代深衣制度（見司馬光《書儀》），"不拜君王"之說至宋已改（見《佛祖統紀》卷四十五）。至於喪祭之禮，朱熹《家禮》反取"荼毗"之法，此正所謂"禮失求諸野"（《漢書·藝文志》）。鄭獬執"夷夏大防"而忽視文化交融之必然，猶如河伯之未見北海（《莊子·秋水》），其見固矣。

結語：
鄭獬之論雖存衛道之誠，然其"以禮拒佛"實陷於二元對立之窠臼。昔柳宗元謂"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送僧浩初序》），張載更言"釋氏之學，言性言命極乎神"（《正蒙·乾稱》）。宋儒辟佛之得失，正在能否"入其室而操其戈"（程頤語）。今觀鄭氏之文，激越有餘而涵容不足，殆未達"理一分殊"（朱熹語）之旨。學者當以文化自信之心，觀異質文明交融之勢，方不負"為往聖繼絕學"（張載語）之真義。

《宋儒辟佛實錄之鄭獬論禮法夷變》

鄭獬《禮法論》直指浮屠之變華夏禮制，其言峻切，深契聖人「夷夏之防」大義。今析其論，可窺宋儒辟佛之三大要旨：

一、 禮制之變：從辟雍太學至宮室衣冠
鄭氏首斥浮屠「變辟雍太學之禮」。古者天子養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六經以化天下；今佛寺遍佈，帝王反躬禮土木之偶，是「以夷變夏」之顯徵。其論宮室尤峻：古制「天子宮方千二百步」，而佛寺「穹傑鮮巧，窮民精髓」，僭越禮法數十倍。此與《禮記·王制》「宮室有度」之訓相悖，實為「亂名器、壞等差」之禍端。

二、 人倫之潰：棄君臣父子之大防
鄭獬痛陳浮屠「不婚不娶」「見君不拜」，直指其毀人倫根基。聖人制禮，首重「君臣父子」之序，而釋氏以「出家」破綱常，使「父慈子孝」淪為空談。此論本於《孝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更暗合韓愈〈原道〉「棄而君臣，去而父子」之斥。宋儒視人倫為天道顯現，釋教之悖逆，實為「絕滅天理」之舉。

三、 災異禳除與喪葬之異化
古禮遇災異則「素服避殿，責躬答天」，而浮屠「螺鼓禳災」，以夷術代聖道；喪葬本有「復奠祖薦」之儀，今舉國從釋氏「不飯其徒，不誦其書」，反以儒家祭儀為不孝。鄭氏此嘆，正呼應程頤「喪祭從浮屠者，是自絕於先王」之論，可見禮法淪喪之劇。

結語：夷夏之辨與宋儒衛道
鄭獬之論，非僅攻佛，實憂「聖人典禮盡歸於夷」。其以「扣弦向邊」喻浮屠之禍，尤見深慮：胡虜之患不過土地，釋教之毒則蝕禮法根本。此立場近於孫復《儒辱》、石介《中國論》，皆宋初儒者「文化本位」之覺醒。然鄭氏未若二程深究心性，其說終止於「禮法夷變」之表，未達「理一分殊」之奧，是為時代之限。

要之，《禮法論》乃宋儒辟佛重要文獻，其以「禮」為盾，以「夏」為刃，雖辭氣激切，然護道之心，千載可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