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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上有一道问题：为什么很多人对读经典书的观点不同？ 这个问题比较狭，笔者扩大了问题的范围：为什么不同人解读经典的结论不同？儒学在满清时期为何会伪化，成为愚民工具？ 扩大的动机，是思维扩散化，解说、辨析一下近现代人对儒学的各种误解。 笔者对于问题的回答如下： 我们学数学、物理、化学，答案、结论都是唯一的，因为这是单一思维：逻辑思维构建的学说。 国学经典，从周易衍发下来的诸子百家，其学术构建，使用的是多种思维，不止是逻辑思维，还有象类思维，具体思维、辨证思维，阴阳消长思维，五行生克思维，比较思维，辩证思维等等。 不同学派，侧重的思维不一样，同一个现象，同一种学说，看到的结论就不一样。这就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所以，从西周进入人文文明以后，围绕“民本”“王道”产生了诸子百家，而每一家的内部，又分化成多个学派。笔者对儒学稍微熟悉些，就拿儒家来讲吧。 孔子虽然是“儒家”的光大者，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在每个学生那里都不同，这体现在孔子对每个学生的评价，都不一样，每个学生都问老师“君子”的内涵，但得到的答案却全不一样。这就是每个学生，理解的老师的学术思想不一样，然后反映在孔子的眼里，就是这个学生差“宽恕”，那个多“口给”，要不就是“器也”。 学生的理解有差异，徒孙的差异就更大了。公羊高、左丘明、穀梁赤对同一本春秋写的传，其主旨都差得很大，一是关注王道，一是关注史实，一是关注君权。后面的更大，荀子带出了韩非子这样的法家学生，然后董仲舒对王道的关注，从“人”的角度，又变回到商朝以前的“神”的角度。 这些都是差异的扩大化。 诸子学说的思维多样性，使得社会上每个角落的人，都能“看得懂”这些学说思想——就是所用的思维，所立的角度不一样，解读不同而已。 就与“人文”相关性比较大的几家“儒道法墨兵医农”而言，除儒、医以外，其他诸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抽象思维”——理想化，学说的建立不讲究求证于行为实践，只要符合某种思维就可以了。最严重的是阴阳家，建立的风水学之类的，其实践意义仅能靠“感知”；墨家“兼爱非攻”，是想当然；法家也有一定程度的想当然，所以刑罚之说往往脱离现实，严重过度；兵家史上很多“纸上谈兵”的案例，也是缺乏辨证、具体思维导致的；道家的学说比较经得起实践，但是太“避世”了。儒家从董仲舒开始，也出现了“抽象化”的趋势，董重“天人感应”，但很多“感应”之说不切实际，导致发扬的五常三纲容易空洞化。宋朝程朱理学虽然强调格物致知，但是也“感性化”，导致“恶性”的内涵无限延伸。在宋明解放思想的时代还好，在满清时期，为了社会“稳定性”，满清朝廷将理学道统据为己有，在解放思想的时代，道统在士族阶层手里，满清一朝即在皇权手里。后果就是皇权利用掌握的道统的话语权，无限扩大化理学所要“灭”的“人欲”，最终整个神州大地，生民一片麻木不仁。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朱熹的《论语章句集注》： 儒家在宋明的另一流派，王阳明的心学，也是一种愚民工具，因为这些学说有“抽象化”“理想化”的倾向，导致学说无法实证化，在应用到生活的过程中，失去辨证思维的辨析证伪。 其实不管是格致的唯物，还是良知的唯心，都是过度的“异端”，是一样事物的“两端”。讽刺的是，“度两端取其中以为用”的《中庸》，还是朱熹独立编撰成书的，《中庸》原是《礼记》的一篇。 传统的儒学，讲人性的善恶，并不强调只存留其中某一种品性，而是强调“中庸”“实证”“知行合一”，对王道的理解上，儒学主旨应该是“天下公义”，三纲五常的目的，都是维持天下的正义、公义。 不管对儒学的解读，基于什么角度，什么思维，只要坚持具体思维、辨证思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知行合一”，坚持“中庸”，那么，儒学就不会发展成为权力集团的愚民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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