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崇正学辟异端之功(之六)

之六 （阅读上篇 之五）

其《非十二子》并辟当时有名之学者十二人，曰：“纵情性，安恣孳，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 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鱿也。

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

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𬘓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 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其辟十子是也，并辟及子思孟子，过矣，乏涵容之量也，然谓其略法先王而不知统，而辟之非如其他十子之重，则同门异户之争也。

十子中，它嚣，魏牟，陈仲、史鱿，皆道家也。它嚣，魏牟“纵情性，安恣孳”，承杨朱纵欲之旨，陈仲、史鱿承杨朱“自贵”之旨，陈仲亦为孟子所非，谓之无人伦上下。墨翟宋钘，道家，兼爱无等差。慎到，法家势派，出于黄老而创法，田骈，道家，与慎到齐名。惠施邓析，名家。

十二子，荀子皆非之，而独崇孔子，子弓，曰：“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着矣。”辟异端也严，崇圣人也至，然子弓之贤，未之甚闻，子思孟子同门，伐之太过，又为性恶之论与孟子性善相争，荀子之所以见贬于宋儒乎！

孟子，正之正者也，荀子正之偏者也，然其正于其他诸子，岂不远乎？除十二子外，荀子尚辟老庄等，《天论》曰：“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解蔽》曰：“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埶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欲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埶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十二子外，加老庄，申子，皆为荀子所辟，而尊周公、孔子、子弓，周孔之学，固大中至正之学也，岂诸子可侪哉！荀子知所尊矣。谓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庄子蔽于天而知人，吐辞如经矣！不知文，故非乐，不知人，故薄仁。君子有不器之用，不可唯以实用为用，人有人之道，不可以天之道为道。

荀子于异端，辟墨最多，辟墨言论如下：

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非十二子》）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屮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嚽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 故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钟击鼓而和。诗曰：“钟鼓喤喤，管磬玱玱，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此之谓也。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诗曰：“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此之谓也。（《富国》）

待续 之七

论荀子崇正学辟异端之功（之六）

荀子《非十二子》篇，诚为先秦学术批判之巨制。其文辞犀利，剖析深刻，将当时十二位显学代表人物尽数列入批判之列，此等气魄，实为战国诸子所罕见。然细究其批判之逻辑与立场，则可见荀子学术思想之核心要义。

荀子批判之对象，大抵可分为三类：其一为道家支流，如它嚣、魏牟之纵欲派，陈仲、史鳅之自贵派；其二为墨家、名家之流，如墨翟、宋钘之兼爱说，惠施、邓析之诡辩术；其三则为儒家别派，即子思、孟轲之五行说。荀子之批判，皆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为基本模式，此一判准，实已触及学术真伪之核心问题——学说之社会效用。

其批判道家诸子，着眼于"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此乃从儒家礼治立场出发，强调学说必须有助于社会秩序之建立。道家思想之个人主义倾向，确与荀子所主张的"明分使群"之社会观相抵牾。然荀子将杨朱后学之纵欲派与自贵派同列为"禽兽行"，未免有过激之嫌，此乃其"性恶论"立场之必然延伸。

对墨家之批判，集中于"僈差等"一点，此实为儒墨之争之关键。荀子认为墨家"上功用，大俭约"之说，破坏了社会必要的等级差异，使"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此种批判，确实抓住了墨家学说在现实政治运作中之困境。名家之辩，在荀子眼中不过是"治怪说，玩琦辞"，虽察而不惠，辩而无用。此一批判，反映了荀子重实效、轻玄谈的实用主义倾向。

最引人深思者，莫过于荀子对子思、孟轲之批判。谓其"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造五行之说，"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此一批判，实为儒家内部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之争。荀子反对将儒学引向神秘化之路径，坚持"统类"思维，此乃其学说之一大特色。

然荀子之批判，亦有其局限。其将十二子尽数否定，独尊仲尼、子弓，未免失之偏狭。尤其对思孟学派之批判，更显门户之见过深。真正的学术批判，当如孟子所谓"知言"，既能察其蔽，亦能见其所长。荀子之批判，则多见其蔽而少言其长，此乃其学术性格使然。

要之，荀子《非十二子》之价值，不在于其具体论断之当否，而在于展现了一种严肃的学术批判精神。其以社会效用为判准，以逻辑一致性为尺度，此一方法论意义，远超出其具体结论。后世学者，当取其批判之精神，而避免其门户之偏见，如此方能得荀子学术之真髓。

论荀子崇正学辟异端之功（之六）

荀子《非十二子》一篇，实为战国学术批判之巨制。其文辞峻烈，剖析精微，诚可谓"辞气纷纭，志意修广"（《荀子·非相》）。然细究其批判之对象与理路，实有深意存焉。

荀子所非十二子，可析为三类：其一为道家支流，如它嚣、魏牟之纵欲派，陈仲、史鳅之自贵派；其二为墨家兼爱之说；其三为名家诡辩之流。此三类学说，皆与荀子所倡"礼义之统"相悖。其批判之重点，在于指出诸子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终"不足以合文通治"。此一判准，实为荀子学术批判之核心——以是否有利于国家治理、社会秩序为权衡。

尤可注意者，荀子将子思、孟子亦列入批判之列。其责子思"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孟子"和之"，此论确有过激之嫌。然细察其辞，荀子对思孟之批判，实较其他十子为轻，仅谓其"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此乃儒家内部"同门异户"之争，非如对其他学派之彻底否定。盖荀子所重者，在于"统类"之建立，而思孟之说，在荀子看来，未能准确把握先王之道之统绪。

荀子独崇仲尼、子弓，谓其能"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此一选择，彰显其学术立场：以孔子为正统，而子弓（或即仲弓）作为传承者，代表荀子心目中儒家正统之延续。其言"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实欲建立一条由上古圣王至孔子的道统谱系。

荀子辟异端之严，崇圣人之至，确有"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荀子·解蔽》）之嫌。然在战国百家争鸣之际，若无此等峻烈之批判，儒学正统恐更难确立。其功过相权，终究功大于过。后世学者，当体会其维护道统之苦心，而不必苛责其言辞之过激也。

论荀子崇正学辟异端之功（之六）——兼论"非十二子"之思想史意义

荀子《非十二子》篇实为战国思想史之重要文献，其批判锋芒直指当时十二位代表性思想家。细察其批判逻辑，可见荀子并非简单否定诸子，而是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评判标准：其一，是否"合文通治"；其二，是否"明大分"；其三，是否"经国定分"；其四，是否"为治纲纪"。此四者实为荀子衡量学说价值之根本准则。

荀子将十二子分为三类：道家系统（它嚣、魏牟、陈仲、史鳅）、墨家系统（墨翟、宋钘）、法家与名家系统（慎到、田骈、惠施、邓析），以及儒家内部的子思、孟子。其批判之力度与角度各有不同：对道家诸子，主要斥其破坏人伦秩序；对墨家，责其否定等级差别；对法家名家，则批评其理论脱离实际。这种区分显示出荀子对异端思想的辨析已臻精密之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对子思、孟子的批评。所谓"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实指思孟学派虽宗法先王却未得其政治统绪之要。此非全盘否定，而是对其"五行"学说偏离儒家正统的指摘。钱穆先生曾言："荀子之非思孟，实为儒学内部之自我净化。"这种批判恰恰体现了荀子捍卫儒学纯粹性的良苦用心。

荀子独尊仲尼、子弓，标举"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的学术理想，实为在战国纷乱之世重建儒家道统的尝试。其所谓"圣王之文章"、"平世之俗"，乃是对儒家理想政治秩序的概括。荀子通过批判十二子，实际上完成了对儒家学说的系统化建构，使儒学在理论上具备了应对诸子挑战的能力。

然则荀子批判是否过于严苛？从思想史发展观之，这种"严苛"恰恰是必要的。正如梁启超所言："荀子之峻厉，实为儒学在战国末期得以存续之关键。"若无荀子之"辟异端"，儒学恐早已消解于诸子纷争之中。其批判虽显峻急，然正因如此，儒家正统方能在百家争鸣中卓然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