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曝光了带路党,及东西方文化思维差异

一个疫情，把国内的西方带路党几乎都曝光了，一个置民族、国家、社会整体利益于不顾的群体，总是令人恨不得喝其血啖其肉。

武汉病毒

^{带路党跟着美爹呼新冠病毒为武汉病毒}

那么，西方带路党如何识别呢？其实西方带路党是很容易识别的，他们一定抱有深度西化的思维：线性思维+逻辑至上（科学主义）。

这两点本来是同一回事，分开讲，目的是更加的通俗易懂。

线性思维

^{线性思维会令人脱离现实生活}

线性思维是一种僵化的思维，但线性思维也是最简单，最基础的思维，几乎所有人都是从线性思维成长起来的（由一得二）。有差异的是，绝大部分思维能力发育良好的人，都会独步完善其他的思维能力（如类比、取象），虽说大道归一，但一化万物同样也是事实，而一化万物的根本原因就是道的细化、异化，所以，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一条思维、一种定理可以统筹所有的事物，如果混沌之初有，那么这个思维也一定会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异化为更多种的思维。

而线性思维却认为可以，他们认为逻辑就是那个『一』，且是『一以贯之』的，符合『逻辑』的言论，即是定理。

这种『认为』本身就是很线性的思维。首先，逻辑只是人类认知事物的『言』，也就是古人讲的『名』。华夏文化里关于『言』、『名』，提出了『实』的概念，『名』『实』的关系，用另一句话说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中肯的一句话叫『知行合一』。所以，『逻辑』这种东西，是不能离开『应用』的，但线性思维的人，却不注重『应用』，他们关于一个立论的证实，是通过『辩』的，而华夏文化更倾向『辨』。

东西方文化差异

^{东西方文化差异实质就是形成的思维方式差异}

有人说，科学不就是这样吗：理论逻辑 + 实践应用，这就是辨吖。

真的是吗？

科学里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应用是什么关系？我的概括是『逻辑引导应用』。几乎所有的『应用』，都是通过逻辑去推导出来的。有人会问，如果『逻辑引导应用』是错的，为何科学的应用却总是『成功』的？PS: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线性思维。

没有人说『逻辑引导应用』错了，这种思维强调的是：逻辑先行，而后果是：应用偏于细化，脱离实际需求。

相对而言，华夏文化则强调：『名要副实』，『名正言顺』，而『副实』『名正』的思维，要求『应用』先行，即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对理论进行创新、发展。通俗地说就是，先确定实践应用，再创造理论逻辑。

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迅速，模式多样，如支付方式的移动化，快速地将西方社会甩于脑后，这正是华夏文化思维的优势体现，未来这种现象只会越来越多。

回到疫情。

中医防治新冠肺炎的『成人预防疫肺炎方2』

^{中医防治新冠肺炎的『成人预防疫肺炎方2』}

中医对病证的诊疗，是基于身体实际病症来『辨』解的，所以，中医关于治疗的理论，往往比药物理论更厚重更丰富。而西医对病证的诊疗，是基于已知的『生物学』，而非人体的病症，所以，西医的制药理论往往比治疗理论更厚重丰富，甚至有时治疗理论简单得不堪入目，如心冠病就换心，血管堵塞就放支架，它们永远无法通过一套体系化的病证理论来解释心冠病的起因、血管堵塞的起因，并通过该理论来提出如何治疗，西医能做的就是，心坏了就换（简单的像白痴），血管堵塞就撑越来，而怎么换才是重点，也是医疗资本的利润点。

西医是资本医疗，他们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赚钱，一切金钱至上（资本主义）。西方人的线性思维，永远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需要，而是为了顺应脑子里的逻辑，所以西方所谓的哲学家多数是疯子。

一个疫情，就把中西医的优劣公示天下：有中医的中国，病亡人数相当一次流感，而只有西医的西方社会，『病亡人数:治愈人数』竟接近『1:2』！

一个疫情，也把西方带路党都曝光了！这些带路党无视中医在中国抗疫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无视西方抗疫的惨淡结局，在中国有力地控制了疫情发展之后，竟刻意抹杀中医，诋毁中国政府。

东西方文化思维差异，表现在逻辑线性思维上，再举一个例子：
线性思维会使人形成这样的认知，即领导者是最强大的，我们阅读西方历史时，总会发现古代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居然可以简化为两个领导者之间的对垒，也就是说，在线性思维环境下，领导者必须是团队里最强大的人。
但我们阅读中国历史，会发现领导人都是躲在后方的帐篷下的，而且像刘备、曹操、孙权等，也不是各自团队里最强大的人物，最强大的人物，极可能只是一个配角，需要卖命的配角。

《论疫情下文化思维差异与名实之辨》

新冠肺炎疫情诚如一面明镜，不仅映照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差异，更深刻揭示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本质分野。笔者以为，所谓"带路党"现象，实为文化主体性丧失的表征，其根源在于未能参透"名实之辨"这一华夏文明的核心智慧。

《荀子·正名》有云："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西方线性思维之弊，正在于将逻辑形式绝对化，恰如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辩，执着于概念演绎而忽视现实情境。科学主义所谓"逻辑引导应用"，实则是以名驭实的思维范式，此与《论语》"正名"思想形成鲜明对比。孔子言"名不正则言不顺"，强调名必须随实而变，此乃华夏思维"知行合一"的精髓。

当代科学认知存在三重局限：其一如《周易》所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形式逻辑难以穷尽事物全貌；其二如庄子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线性推演永远滞后于现实发展；其三即王阳明揭示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脱离实践检验的理论终成无本之木。疫情期间某些人盲目套用西方防疫理论，恰是犯了"执名忘实"之病。

识别文化迷失者，当观其是否具备三种思维特质：一者如《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的变通智慧，二者如《孙子兵法》"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实践理性，三者如《黄帝内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照。真正的华夏思维，既非简单的经验主义，亦非僵化的逻辑主义，而是《中庸》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辩证统一。

面对全球疫情，我们更需回归"格物致知"的传统：既要如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般吸收现代医学成果，又要保持《盐铁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的实践智慧。所谓文化自信，非固步自封之傲，而是《易经》"穷变通久"的生存智慧，在守正创新中实现文明的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