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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勁健而俊雅的書法背後,透着他執着的思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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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c w" y) V3 c2 B9 w0 K4 { 無論是出於策略考慮還是由知識結構決定,總之康有為是以『托古改制』,這一中國歷代『改革者』最常用的方式,登上近代中國的思想、政治舞台的。他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學】,以鬼斧神工之法顛覆了幾千年來的孔子和儒學形象,『再造』了一個『改革』的孔子和儒學,為自己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與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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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M9 T8 A' ]3 y/ v 梁啓超拜康有為為師的時候,正是康有為構建他的儒學時期,梁對乃師再造的『儒學』大為折服,隨後就參與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學】等書的編寫工作。維新運動開始之後,梁啓超更是依老師康有為之說,積極主張奉孔子為『教主』、『聖人』,主張立儒學為國教,以此作為變法的最重要理論根據。他對在民間設立孔廟、舉行祭孔活動也非常支持,在1896年底曾給駐美公使伍廷芳寫信,建議仿照西方宗教儀式,在美洲的海外華人中勸設孔廟,定期禮拜。 # B2 e0 ]0 R D/ ]5 v
: J% F6 x$ _) K2 }4 C6 W 維新變法失敗,梁啓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大量接觸到西方的新思想、新觀念,思想進入另一境界,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腦質』為之改變。他脫離了維新時期以『托古改制』宣揚改革的中國傳統話語,而更多地以『西學』詞彙、觀念作為自己理論的基礎。而同樣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此時仍堅持『托古改制』理念,並在海外更為積極地進行以孔子為國教的『保教』活動。對此,梁啓超漸生歧意,終於在1902年發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公開反對保教、反對立儒學為『國教』,與乃師大唱反調。開篇他即聲明:『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為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