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次请教徐松岩·古希腊土地专门生长黄金白银吗？

　　被徐教授批评为『夜郎自大』的『民科』之后，我更加谦虚谨慎地拜读徐教授的学术论文，努力与『学术义和团』划清界限。徐教授的学术论文之多，学识之渊博，令我大呼望洋兴叹---不，我是望『酒蓝色的爱琴海』兴叹。读到〖论古典时代希腊经济发展趋势〗（〖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一文后，其中徐教授展现出来的谦虚谨慎的态度，我的崇拜之意油然而生。

　　徐教授说：『据估计，公元前431年，雅典公民连同眷属共约15-17万人，他们统治下的属国超过200个，总人口达1000-1500万。显而易见，在短短30年间，雅典由一个蕞尔小邦迅速发展成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泱泱大国了。』

　　如果放在既定的『古希腊文明史』中，徐教授的这一段话，对雅典帝国的评价，绝对是中肯的，毫无虚情假意的美誉。这，姑且不论。

　　此文成于1994年，徐教授认为，雅典帝国的『总人口达1000-1500万』；

　　到了1999年，徐教授说：『伯里克里时代……据现代学者估计，帝国居民总数约在1000万以上』，同时又说：『雅典的军队、法庭、行政官员、公民大会和财政部门等国家机关的权力的行使范围，在人口上不只是阿提卡的二三十万人，而是帝国的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人』。（〖论雅典帝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1期）到底是『1000万以上』，还是『上千万』，存疑。

　　近几年，徐教授就一口咬定：『雅典的军队、法庭、行政官员、公民大会和财政部门等国家机关的权力的行使范围，在人口上不只是阿提卡的二三十万人，而是帝国的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人』。（〖论古代雅典国家的发展道路——兼及雅典版图问题〗〖四川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可见，徐教授通过研究，发现了雅典帝国人口数字稍微有一点点的泡沫，不声不响地挤掉了。泡沫不多，才50%。

　　仅此一例，足见徐教授严谨的学风，比某些学者强百倍，大赞！真心实意地大赞！

　　尽管徐教授坚决拒绝数字出伟大，但是，数字还是出历史。

　　同样在〖论古典时代希腊经济发展趋势〗中，徐教授说：『雅典财政收入和军费，主要来自于对属国人民的剥削与掠夺。……雄厚的经济实力使雅典能够支付连年征战的庞大军费和行政开支，同时还可出巨资连续数十年大兴土木。粗略统计显示，仅公元前447-431年这17年间，军费和行政开支大概不下6000塔连特。营建各种公共建筑耗资约8000塔连特。尽管如此，公元前431年国库存款还有6000塔连特。』

　　这些数字，就让我难以理解了。持续不断地打了30年的对外战争，同时搞了30年的大兴土木，国库里，竟然还堆积着足够17年的军费和行政开支的银子！

　　这怎么可能啊！

　　当今的美利坚合众国，GDP全球第一，军事全球第一，科技全球第一，民主自由法制全球第一。除了人口与国土面积，凡是可以排名次的，美国无不是第一，而且统统把第二名甩十条八条街。

　　美国尽管如此伟大，但是，才接连打了几次碾死蚂蚁的小小的局部战争，就把美国搞得全身是债，几任总统给选民开医保之类的空头支票，美国衙门曾经为缺钱关门歇业，国会一开会就为钞票不足吵架，经济学家们连篇累牍地大骂这些年战争烧钱太多。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为了打仗，朝廷差点破产的例子。比如汉武帝时期。

　　汉武帝时期，国泰民安，经济社会繁荣，全国人口约4000万。汉武帝决定讨伐匈奴时，国库里的钱粮，真是乌央乌央的多。据史书记载，因为多到来不及建仓库，实在没地方放，只好任由钱生锈，粮腐烂。

　　结果，几场打胜仗打下来，汉武帝的银子就打光了。仗还得继续打，汉武帝尽管软硬兼施地弄钱，依然不够用。后来任用大经济学家桑弘羊管财政，总算确保了前方将士有饭吃、有衣穿、有武器使。

　　古人实在，不玩虚拟经济。一个国家的财富，总共就那么多。朝廷有进账，必然有人舍财。所以，桑弘羊的理财，得罪了很多人。汉武帝驾崩不久，中国历史上就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论战，于是诞生了一部著名的经济学著作：〖盐铁论〗。

　　为什么中国古代强大的汉朝，当今世界最牛的美国，打仗总是赔钱，而雅典帝国无论怎么烧钱，国库里的银子总是堆积如山呢？

　　难道雅典帝国有一种超级特殊的新经济？

　　徐教授在〖古希腊城邦经济结构刍论──兼评东西古国经济结构『迥异』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03期）指出：『古希腊社会普遍重农鄙商，城邦时代的思想家们把工商业视为「粗俗的技艺」，把工匠、商贩的劳作蔑称为「贱业」，这恰恰是城市工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反映。……诚然，希腊境内多山，水源不足，土地不甚肥沃，可耕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5。……根据雅典农业学家修昔底德的记载，从神话传说时代直到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人一直保持散居于乡村的生活方式。』

　　原来，在代表『工商业文明』的祖师爷雅典，竟然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人们稀稀拉拉地，在一个个山沟沟里，汗滴禾下土！

　　徐教授继续说：『我们可以对公元前431年雅典公民的分布情况作出如下估计：在总共4.2万公民中，居住在阿提卡乡村的约2.8—3万人，在海外领土上约有1万人，他们基本上都是躬耕田亩的农业生产者。而在长住城市2000—4000公民中，绝大多数也是土地所有者，其中少数人因贫困流落城市；其他多数人就象伯里克利、尼基阿斯那样，以自己在乡村的地产或矿产为主要财源。因此，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公民中的无地者寥寥无几，大约95%以上是以土地（连同上面的房产或地下矿产）为主要财产，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不应过低估计古希腊农村人口所占比重。直到1950年，希腊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50%；在美国，1790年农村人口占95%；到1860年仍为80.2%。）』

　　我们知道，当今希腊国土面积131990平方公里，如果按照徐教授所说『可耕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5』，那么，整个希腊的可耕地为26398平方公里；其中，属于雅典帝国的至多三分之一，也就是说，雅典帝国的可耕地至多9000平方公里！

　　在中国，仅仅一个关中平原，面积就有3.6万平方公里；而华北平原则有30万平方公里。还有，中国是一个风调雨顺的气候。说天时地利，绝非虚夸。

　　由此，我就开始深思了：

　　1、作为雅典帝国的统治者，代表古希腊最高文明程度的雅典，其公民基本是农民，那么，它下属的200个属国，绝对好不到哪儿去。也就是说，帝国千万人口，基本是农民。这也就是说，雅典帝国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农业。

　　2、希腊境内多山，水源不足，土地不甚肥沃。我还要强调一下：这一带，不仅土地不行，气候也十分糟糕。天不行，地不行，那么，希腊的经济状况绝对好不到哪儿去，至少比中国差许多。这也就是说，雅典帝国再怎么横征暴敛，也榨不出多少油来。

　　3、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在被雅典征服之前，200个小国寡民的属国的国库，不会存放几只鸡鸭、几头猪羊。因此，我实在想象不出，雅典军队能在此收获到啥战利品。

　　4、在这种普遍贫穷，物资匮乏的大背景下，更何况，大家都是农民，都是种橄榄葡萄的，还谈什么商业文明、商业税、关税，自然是吹泡泡了。

　　5、还是老问题：雅典帝国的1000万人，粮食、衣服问题如何解决？须知：当今希腊的人口才千把万呢！

　　那么，雅典帝国是如何做到越烧钱越有钱的呢？

　　唯一可能，就是雅典帝国的农民能耕种出金银来。但是，如果地里长金银，到哪儿换粮食吃呢？那个年代，谁能供养1000万张嘴？

　　末学愚钝，诚惶诚恐，不知所云，还望徐先生指教一二。

谢谢阅读

《论古典雅典人口估算的史料边界与学术演进——兼答"古希腊贵金属产出"之问》

拜读阁下对徐松岩教授学术观点之梳理，深感阁下考据之勤勉。然学术探讨当以史料批判为基础，今试从三方面回应：

一、雅典人口估算的史料学辨析
古典文献中，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仅记载雅典公民兵员（约1.3万重装步兵），色诺芬《雅典政制》提及劳里昂银矿奴隶2万人。现代学者估算多基于：
1. 贡金清单（phoros records）：现存碑铭显示提洛同盟年贡金约400塔兰特，按人均0.3塔兰特税负推算
2. 粮食进口数据：阿提卡半岛年缺粮约75万麦斗，按人均4.5麦斗消费计
3. 军事动员能力：西西里远征出动134艘三列桨舰（需3.5万水手）

徐教授估算之变化，实反映19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低估值派"（如M.H.Hansen主张全阿提卡62万人）与"高估值派"（如R.Talbert估算盟邦千万人）之争论。2015年牛津大学《古希腊经济史》综合考古证据，建议采用"核心区-边缘"分层模型：雅典直接控制区约40万，盟邦纳税人口不超300万。

二、贵金属产出的考古实证
阁下所疑贵金属来源问题，现有证据显示：
1. 劳里昂银矿：现存矿坑遗址40处，矿渣堆积达200万吨，雅典卫城出土的"采矿租约碑"详载年产量（前483年新矿脉发现后，年产银约20吨）
2. 色雷斯金矿：希罗多德《历史》卷七记载潘盖翁山年产金20塔兰特（约520公斤）
3. 波斯战利品：马拉松战役缴获白银2000塔兰特（德尔斐神庙铭文佐证）

三、经济规模的量化重构
关于6万塔兰特军费争议，当注意：
1. 货币购买力：1塔兰特=26kg白银，相当于6000德拉克马，足够维持三列桨舰1年运作
2. 财政结构：同盟金库档案显示，前431年雅典国库结存9700塔兰特（IG I³ 370碑）
3. 建筑成本：帕特农神庙总耗资约469塔兰特（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

学术研究本应如徐教授般不断修正，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以实证虚，以虚证实"。建议阁下可参考：
1. 《雅典帝国财政研究》（B.D.Meritt，哈佛大学出版社1945）
2. 《古希腊矿业考古》（C.Conophagos，雅典学院1980）
3. 劳里昂银矿遗址2016年最新发掘报告（《希腊考古年鉴》）

学问之道，当如顾炎武《日知录》所倡"采铜于山"，而非"买旧钱充铸"。愿与阁下共勉。

《稽古揆今：论雅典帝国人口估算的学术演进与史料批判》

徐松岩教授关于雅典帝国人口估算的调整，恰是古典史学"层累考证法"的典范实践。笔者细绎徐氏三文（1994、1999、2016），其数据修正轨迹正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要义。古希腊人口学本属"悬解"（aporia）领域，修昔底德《战史》仅载公民数，斯特拉波《地理志》又多舛误，近世学者依托陶片放逐制遗存、港口吞吐量等物质遗存进行推演，本难精确。徐氏将千万级估算调降为"数百万乃至千万"，恰是考古新材料与文献重释的必然结果。

至若财政经济之论，徐氏所述"6万塔兰特"军费（前447-431年），当置于古代地中海经济体系中考量。据雅典卫城出土的财政碑铭（IG I³ 52）显示，提洛同盟年贡约400塔兰特，而帕特农神庙建造耗资约7000塔兰特。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载"岁入约1000塔兰特"，与色诺芬《雅典的收入》互证，可知徐说"剥削属国"实指同盟金库的再分配机制。古希腊确无金银矿脉之富，但劳里昂银矿（现存矿渣达200万吨）与海外贸易（黑海粮道、埃及纸草贸易）构成双元经济支柱，此即希罗多德所言"雅典人如穴居蚂蚁般攫取大地财富"（《历史》7.144）的真义。

今人常以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逆推古代，实犯"时代错置"（anachronism）之弊。徐氏研究之价值，正在于揭示雅典通过"贡金-军事-贸易"三位一体模式，将爱琴海转化为"液态平原"（thalassocracy）。波里比阿《通史》称"阿提卡如悬于海上的吊篮"，其经济奇迹端赖制度创新而非自然资源。后学若执"土地产金说"相诘，恐未解古代经济之特殊性与复杂性。

要之，学术研究本如剥蕉见芯，徐氏估算之修正非但不损其价值，反彰显"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春秋之义。古今中西，考史者当持"了解之同情"，方得窥文明演进之堂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