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种遗规〗选校·王阳明文钞（上）

【五种遗规】王阳明文钞选校-陈宏谋按

【五种遗规】王阳明文钞选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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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遗规】王阳明文钞选校3

【五种遗规】王阳明文钞选校4

陈宏谋，字汝咨，广西临桂人，雍正元年癸卯恩科进士，谥号文恭。早年治北宋五子之学，少有用世之志，自题座右铭：『必为世上不可少之人，必为世人不能为之事。』陈宏谋从政履历极为丰富，在中央翰林院、吏部、都察院等机构任职，在地方做过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并历任甘肃、江西、陕西、湖北、河南、福建、湖南、江苏等省巡抚和陕甘、两广、两江、湖广等地总督，后进京历任历任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职。陈宏谋外任三十余年，历行省十有二，历任二十有一，堪称乾隆朝模范『救火队员』。

每一次任职不论时间长短，陈宏谋都立足于人心风俗，规模宏远，为地方立久远之计，曾言：『是非度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只要有利于为地方、百姓兴利除弊，即便面临乾隆帝的吹毛求疵也不畏强御、坚守初心，堪称清代官场的一股清流。陈宏谋被认为乾隆朝经世派官员的代表，其奏疏文檄在清代广为传颂，他也是贺长龄、魏源等主编【皇朝经世文编】入选作品第二多的作者（仅次于顾炎武）。

陈宏谋所编的【五种遗规】，分为【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在官法戒录】，系摘录前代学者、官员论述并加以点评而成。根据【清史稿】评价，该书『尚名教，厚风俗，亲切而详备』。曾国藩也在家书中提到『修身齐家之道，无过陈文恭公【五种遗规】一书，诸弟与儿侄辈皆宜常常阅看』。

其中，【训俗遗规】共四卷，里面选择了司马光、朱熹、王阳明、吕坤、顾炎武、陆世仪、汤斌等大儒名臣关于教化和基层礼俗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该书的编纂，源于陈宏谋在江南任职时的经历，在他到任之前当地积攒了数千件案子。【管子】说：『省刑之要，在禁文巧。』陈宏谋一方面抓紧清理积案，另一方面在整理风俗人心上下工夫，总结致讼之由和弭讼之道，以便起到『人心日厚，民俗日淳，讼日少而刑日清』的效果。

本着『蒙以养正、共学共进』目的，『经纶』力求原汁原味，原则上不做注解和阐发。不代表编者完全赞同里面所有内容，观者想必也能择善而从焉，并择善而固执之。

《五种遗规》与陈文恭公之经世精神

陈宏谋（1696-1771）字汝谘，谥文恭，乃清代经世儒学之典范。其《五种遗规》辑录历代治家训蒙之要，分《养正》《教女》《训俗》《从政》《在官法戒》五编，体系缜密，尤重蒙养教化与吏治实践之结合，实为乾嘉经世学派之先声。

观《养正遗规》所录王阳明《训蒙教约》，可见文恭公取法心学之精髓。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其教约强调「歌诗习礼」以调理性情，正与文恭「必为世人不能为之事」之志相通。文恭于序言中特申「天下无不可教之人」，显系承阳明「满街皆是圣人」之旨，而更重蒙养阶段之践履工夫。

至若《教女遗规》采蓝鼎元《女学》等篇，虽不免时代局限，然其以「正内助而端本源」为念，实为传统社会女性教育之系统总结。文恭于凡例中直言「闺门为王化所基」，足见其将家庭伦理纳入经世体系之深心。

文恭历仕十二行省，每以《从政遗规》中吕坤《明职》自勉。其奏疏尝云：「立法非难，任人为难」，正是阳明「事上磨练」精神之延伸。乾隆朝吏治趋苛，而文恭能持「是非度之于己」之操守，以遗规教化补律令之不足，诚如《训俗遗规》序所谓「以古人之法，医今人之病」。

《五种遗规》之价值，非仅文献汇编，实为文恭融合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于经世实践之结晶。晚清经世文编屡屡采撷，足证其「立久远之计」之卓识。今人阅此编，当于其因时制宜处得启发，而非以陈迹视之。

（全文498字）

《五种遗规》与王阳明治世之学的现代启示

陈宏谋先生所辑《五种遗规》，实为清代经世致用之学的典范。其中《训俗遗规》选录王阳明文钞，尤见编者独到眼光。阳明之学，以"致良知"为宗，其教化理论于基层社会治理最具实践价值。

考阳明《南赣乡约》，其制虽简，然含深意。约中"彰善纠过"之法，非徒为道德劝诫，实乃以社群共治实现"知行合一"的政治实践。陈宏谋择此入编，正是看中其"移风易俗，莫善于礼"的治理智慧。阳明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此与《管子》"禁文巧"之说异曲同工，皆指人心为治乱之本。

陈氏编纂之法尤值称道。其"蒙以养正"的编辑原则，暗合孔子"述而不作"之旨。全书以原始文献为主体，辅以精要评点，既存古贤本真，又启读者自得。这种"共学共进"的开放态度，较之宋明儒者强立门户的习气，更显清代实学之特色。曾国藩以家书推崇此书，正是看重其"亲切详备"的实践品格。

今观《训俗遗规》所录阳明治赣文献，其基层治理智慧有三重启示：其一，教化当以激发主体自觉为要，非徒恃法令约束；其二，礼俗建设须契入日常生活，如乡约、社学之制；其三，为政者当以"万物一体之仁"贯通上下，此即阳明所谓"亲民"真义。陈宏谋历仕十二行省而能"为地方立久远之计"，实深得此种精神。

《五种遗规》的价值，不仅在于保存先贤文献，更在于构建了"经世致用"的知识体系。在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代，陈宏谋独能关注治道实践，其眼光之远大，诚如自题"必为世人不能为之事"。今日重读此书，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基层治理现代化，犹有重要借鉴意义。读者诚宜如曾文正公所言，"择善而固执之"，方不负先贤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