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高薪養廉』,為何越養越貪？

高薪養廉不管在哪個時代都應該是個不可取的政策，看北宋就知道了。

一、高工資？照樣貪

北宋王朝一大惹人羨慕之處，就是官員空前高的工資。以幾百年後清朝學者趙翼的羨慕說，那真是『宋制祿之厚』。北宋宰相級別的高官，每月正俸（基本工資）就有三百貫，另外還有『加俸』『職田』各類補貼。就算『包青天』包拯當年開封府知府這一級別的官職，每年就有2000多石米糧的『職田』收入，加上糧棉等各種補貼，『工資基本不動』就能過上豪奢生活。

如此優厚待遇，自然是為了叫高官們忠心報國，清清白白為大宋做事。但最叫後人大跌眼鏡的，卻也正是這事兒：到了北宋立國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宋徽宗年間，高工資的北宋朝堂上，卻也『腐』的嚇人，以【宋會要】的原畫，就是『賄賂公行，莫之能禁』。以至於金兵氣勢洶洶殺來時，宋軍好些部隊，竟連軍糧裝備都被貪掉，兵馬竟都是『吃空餉』吃出來的虛數，只能眼睜睜被人砍……

如此雷景象，也正如羨慕過北宋高工資的趙翼，另一聲憤怒斥責：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怨痛結於民心，故至此也——北宋亡國，說是亡於金國，不如說，就是活活貪死的。

那麼，有如此高薪水的北宋，為何還攔不住一代代貪官們，撒開手腳玩命貪？最關鍵原因，卻是北宋在一件事上出了毛病：執法。

二、曾經執法必嚴

北宋從開國起，就定下了優禮士大夫的國家制度。但在宋太祖趙匡胤建國時，『優禮士大夫』卻也有個沒商量的條件：什麼錯都能原諒，貪污腐敗不原諒。所謂『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減，獨於治贓吏最嚴』。就是宋朝的開國原則。

對這個原則，宋朝前幾任皇帝，都曾經奉行不輟。比如宋太祖年間，就有太子中舍王治和監察御史閭丘舜卿因挪用公款被『棄市』。還有太子洗馬趙瑜等人因受賄被流放刺配。到了宋太宗在位的二十年裏，對待貪污腐敗，更是見一個殺一個。僅京中官員因腐敗被殺的案件，就是數十起之多。另外還有多人流放坐牢。而且也正是在宋太宗時代，官員貪污腐敗，甚至到了『遇赦不赦』的地步。想等大赦天下？貪官們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當然，那個時候的大宋朝，官員工資還沒有後來那麼高。以北宋官員楊億的叫苦說，宋初官員的工資，哪怕是朝中高官，卻也只有唐朝官員工資的五分之一。大宋傳說中的高工資，還是從宋真宗簽過【澶淵之盟】，北方暫無戰事後開始的。從此後就一漲再漲。那北宋的官員風氣，是不是從宋真宗時期開始變壞？

事實是，宋真宗雖然給官員們漲了工資，而且也不像父親伯父（宋太宗宋太祖）那樣見了貪官就殺，但是懲貪的力度也絕不手軟。從宋真宗年間起，京城開始設立提刑糾查司，專門監督官員司法腐敗，而且專門編訂【會計錄】，甚至地方財政收支，等於是活活給官員們加了好幾道籠子。一旦發現腐敗現象，雖然不再動不動就處死，但刺配充軍抄家也是免不了，敢伸手就後半輩子盡毀。這個官員高工資且風氣極好的時代，後世學者們也是好評不斷：『君明臣良，家給自足』

可以說，北宋一直到這時，吏治的風氣，還是相對清明。不止因為優厚的待遇，更因執法到位的原則。可接下來，大宋的情況就變了。

高薪養廉不管在哪個時代都應該是個不可取的政策，看北宋就知道了。

三、坑死大宋的『寬仁』

待到宋仁宗登基後，北宋正處於經濟文明空前發達的盛世階段，宋仁宗本人以性情寬厚著稱，滿朝的『名臣名相』，也多是『寬和』的人物。於是朝中的大小事務，一切都以『寬仁』為本。些許的『小錯』，再也不會像太宗真宗朝那樣一查到底。

比如宋仁宗年間，就曾有個出名的案子：北宋天聖八年（1030），監翰林司閣門副使郭承佑貪污事發。按照北宋法律，本該刺字流放，但畢竟是自己一直比較賞識的官員，重感情的宋仁宗竟然同情心大發，特意下令『免刺除名，配岳州衙前編管』。

這個口子一開，一個新的處罰方式誕生了：『編管』。即雖然也是充軍，但不用刺字，自然也不用承擔繁重的苦役。自此以後，每當有貪官東窗事發，經常就以此案為由頭大肆活動，想方設法給自己弄個『編管』。

貪污腐敗的成本，自然一下就低了。

如此一來，北宋王朝的貪污腐敗，自然是不知不覺就嚴重了。雖然宋仁宗一朝，出了包拯龐籍等清官。連宋仁宗都無奈哀嘆大宋『臣庶之家，貴近之列，交通請託，巧詐營為』。

但真實情況卻更嚴重，以【宋史】記載，宋仁宗年間，各地的賬目都是爛賬一堆，大批公款被巧立名目拿走。甚至就連鄉村鬧災，前來查勘的官員，都要收了錢才給你報災，不然就是一堆苛捐雜稅扔過來。宋仁宗時代的龐籍就憤怒斥責：為什麼大宋的官員，不到二十年就貪到這地步？『蓋由寬法所致』，就是執法太寬了。

可是，龐籍喊歸喊，這以後的北宋王朝，執法卻是越來越寬。這以後的北宋王朝，經歷了著名的王安石變法。新黨舊黨打的烏七八糟，但對貪污腐敗的懲處，卻是越來越松。甚至還有了貪污官員得到赦免後，沒幾年依然可以出來參加選官的離奇事。於是既然貪污腐敗沒了風險，當然也就越發突破尺度，終於有了宋徽宗年間，那腐敗到毫無抵抗力的大宋，還有痛徹心扉的『靖康之恥』。

對腐敗的寬仁，就是對民族的犯罪。看看北宋腐敗的過程，就知大英雄岳飛那句『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惜死』，絕非客氣話，而是一個親眼目睹北宋亡國的英雄，對江山社稷最簡單的期盼。

【論北宋『高薪養廉』制度之失：兼論吏治根本】

北宋『高薪養廉』政策之失效，實為制度設計與執行脫節之典型案例。今觀休竹客君所論，切中肯綮，然猶有可申論者。

一、俸祿之厚與吏治之弊非簡單因果
北宋官員俸祿之豐，確為歷代罕見。據【宋史·職官志】載，元豐改制後，宰相月俸達300貫，輔以職田、衣賜、茶酒等補貼，歲入可抵中戶百家之產。然此『厚祿』實為『分權制衡』之配套：太祖削藩鎮、收財權，以經濟補償換取官僚集團支持。其弊不在俸厚，而在權責失衡。

真宗以降，恩蔭、祠祿之制泛濫，官員數量膨脹至仁宗朝17000餘員。冗官耗竭國庫，反致地方官員實際收入銳減。如蘇軾【上神宗皇帝書】所言：『州縣吏祿，有不足支一月者』，基層官吏遂不得不『侵漁百姓』。此乃結構性矛盾，非單純『高薪』可解。

二、法制廢弛乃貪腐主因
太祖、太宗朝『治贓吏最嚴』之傳統，至仁宗朝已漸鬆弛。考【續資治通鑑長編】，真宗朝贓吏處死者僅7例，而神宗朝【熙寧法】更將『監主自盜』死罪門檻由30貫提至50貫。法律威懾力遞減，恰與俸祿增長呈反向軌跡。

尤值深思者，乃北宋特權司法之弊。徽宗時，蔡京、王黼等權臣公然受賄，卻因『侍從官』身份免於追責（見【宋會要輯稿·刑法】）。此即葉適所譏：『法為勢屈，刑以情免』。當法律成為『具文』，縱有『歲祿萬鍾』，亦難阻貪慾。

三、監察失效與系統性腐敗
北宋台諫制度本為防腐要樞，然至中後期，御史多由宰相薦舉。如哲宗朝章惇任相，台官『皆其門下客』（【宋史·職諫傳】）。監察體系失能，致貪腐呈網狀蔓延。宣和年間，朱勔『花石綱』之役，路級監司竟相率分贓，終釀方臘之變。此非俸祿不足，實因權力失去制衡。

四、歷史鏡鑒：吏治根本在制度制衡
司馬光【涑水記聞】載，包拯知開封府時，『貴戚宦官為之斂手』，非因俸厚，而在其獨立執法權不受干預。反觀南宋朱熹奏摺所言：『今日民貧兵冗，正緣官邪』（【戊申封事】），直指官僚系統失控之害。

今論『高薪養廉』，當明三義：
1. 俸祿需與權責匹配，基層官吏尤當保障；
2. 法律須平等執行，特權階層不得豁免；
3. 監察須獨立於行政，形成權力制衡。

北宋之覆轍警示後人：無制度約束的『高薪』，恰如無堤之川，終將泛濫成災。吏治清明，從來倚賴於系統性的制度設計，而非單一經濟手段。此理古今皆然，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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