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常说：仁义忠智信

极仁者，全众全友亡己也，而天诛之，是割肉而饱人，妇人之仁也，而人地皆生之。​

极义者，全友亡己亡众，而天人共诛之，是匪所必重者也，据地而生而已也。

​极忠者，全众亡友亡己，而天地共诛之，是诤谏者也，人欲生之而无以。

​极智者，全己亡众亡友，而地人共诛之，是灵人者也，得天而害地宜乱人和。

​极信者，全己全友不亡众，而天人共生之，是佞人者也，佞人，唯地可诛之，而不临其危也。

圣贤至仁至义至忠至智至信，五德相生相克，相消相长，至于不极其一，故得天地人共生之也。

《论新五常之偏执与中和之道》

"新五常"以"仁义忠智信"为纲，然其论极至之境，谓"五极"皆致诛亡，此说虽有警世之意，然未契圣贤本旨。盖五德本相济为用，偏执一端则失中和，然所谓"极"者，实非德之真境，乃执德而失其本也。

"极仁"之说，谓"割肉饱人"而招天诛，此实误解仁体。《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者推己及人，非徒自毁。孔子"杀身成仁"，乃为义殉，非谓仁必自亡。若颜子箪瓢自乐，仁在其中，岂待"全众亡己"？老聃云"圣人不仁"，正恐执仁之名而失其真耳。

"极义"谓"全友亡众"若盗跖之流，此尤悖义之本。《礼记》明言"义者，宜也"，荀子谓"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季札挂剑、豫让报主，皆以义衡轻重，非徒徇私谊。若专友而害众，是"以武犯禁"之侠，非义之正也。

至若"极忠"招天地共诛，更淆忠谄之别。比干剖心、魏徵犯颜，忠在格君非，岂在"全众亡友"？《孝经》云"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忠德本含智勇，非愚执可拟。

"极智""极信"之讥，亦未达一间。管仲相齐、子产治郑，皆以智济世；尾生抱柱、季布一诺，信德本乎天道。若谓智必害群、信必佞世，是将器用与本体混为一谈。

圣贤五德，实如五行生克。《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五德未偏即性之本然。董仲舒《春秋繁露》云"仁贪之气两在于身"，正谓德性需调燮。王阳明"致良知"之说，尤重"随事而应，无过不及"。故五常非可割裂，仁中涵智，信本于义，忠出于仁，循环无端。

要之，五德之极，非德之极，乃执之极。执则失中，失中则德转为戾。故《易》贵"时中"，《书》称"允执厥中"。能知五常相济之理，则"极高明而道中庸"，何诛亡之有？学者当体此意，勿为偏激之言所惑。

《论新五常之偏执与中和之道》

"新五常"之论，以仁义忠智信为纲，而极言其偏执之弊，此说虽发人深省，然细究其理，犹有未臻圆融处。今试以先秦诸子之道统，参以历代大儒之微言，辨其得失。

"极仁"之说，谓"割肉饱人"为妇人之仁，此实未明仁体之大。《孟子·离娄下》言"仁者爱人"，程子释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非谓无原则之施与。王阳明《传习录》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真仁者必合义而行，如孔子之"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岂有"亡己"之弊？

论"极义"如匪类，此混淆义之本质。《礼记·中庸》言"义者宜也"，朱子注："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豫让"众人国士"之辨，荆轲"君子死知己"之义，皆合于天道人情。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特为之立传，正见大义之存焉。

言"极忠"为诤谏取祸，此未达忠恕之道。《孝经》云："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魏徵之谏太宗，非为"亡己"，实乃"以道事君"之大忠。程颐谓："忠者，天下之大公。"岂限于"全众亡友"之狭隘？

论"极智"害世，此惑于智德之辨。《周易·系辞》言"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张载《正蒙》称"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有别。管子"四维"之智，诸葛"淡泊明志"之智，皆智而仁、智而义者，焉得"害地宜"？

至若"极信"谓佞人得生，尤为偏颇。《论语》载"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王夫之《尚书引义》强调"信者，实也"。季布一诺千金，范式鸡黍之交，皆信德之正者。若谓"唯地可诛"，是未解"修辞立其诚"之深意。

圣贤五德中和之道，在《中庸》"致中和"三字尽之。董仲舒《春秋繁露》言："仁之法在爱人，义之法在正我。"五德相济，如五行之生克，此《尚书·洪范》之微义也。故君子修德，当如《周易》"保合太和"之旨，执两用中，过犹不及。新说虽警醒世人勿执一端，然未彰五常本具之圆融，读者当以经典正之，方不负圣门心法。

《论五常之衡：圣贤之道在中和》

帖子所论“新五常”之极弊及圣贤中和之理，深得传统哲学辩证之精髓。吾辈不妨以经典为基，略陈管见。

“极仁者，全众全友亡己”之论，恰合《孟子》“仁者爱人”之反鉴。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实含差等之序；若如宋荣子“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之无我，则堕入墨家兼爱之辩。然“妇人之仁”非真仁，乃孔子所诫“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之境。 true仁者必如《周易》“乾元资始”之德，既育万物而不居功，此乃仁之正途。

“极义者”之弊，显见于《荀子·荣辱篇》：“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然若专任侠义如聂政、荆轲，虽全友道而失社稷之重，此所以韩非斥“侠以武犯禁”也。 true义者当如《礼记》所谓“义者，宜也”，须合时中之度。

“极忠者”之困，尤见历代诤臣。比干剖心、屈原沉江，虽合《孝经》“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之训，然孔子亦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true忠者当效周公“一沐三捉发”之勤，亦需保身以全道。

“极智者”之失，正应老子“智慧出，有大伪”之警。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虽得全己之智，然违《大学》“明德亲民”之旨。 true智者当如《中庸》所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使智仁相济。

“极信者”之辨，妙合孔子“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之训。尾生抱柱之信，虽全己友，然违“君子贞而不谅”之义。 true信者当如《周易·乾卦》“修辞立其诚”，必协于义而后可。

圣贤“五德相生相克”之说，实乃中华平衡智慧之结晶。《尚书·洪范》立“皇极”之道，《中庸》倡“发而皆中节”之和。王弼注《周易》云“形躁好静，质柔爱刚”，正谓此理。五德非孤立之德，乃如五行之轮转，贵在“致中和”而达“天地位、万物育”之境。

要之，五常之极皆因失“时中”之旨。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正因其能“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随变而应。 true圣贤之道，不在极端之德，而在《周易》“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的中和之妙，此乃天地人三才共生之枢机也。

以上浅见，谨依传统经义略作疏解，盖五常之论贵在圆融贯通，执一则偏，守中乃全，愿与诸君共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