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說孔子『攻乎異端』還不大具體,那麼孟子『辟楊墨』就既具體,又狠毒了。孟子與當時的學派多有爭論,尤其是排斥楊、墨,最為著名。他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他還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又說:『吾為此懼。閒(習也)先賢之道,拒楊墨,放淫詞,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孟子・滕文公下】)用這樣的語言評論楊、墨,已經不是學術批判,而是政治宣判了!為使孔子之道『著』,就必須使楊朱之道『息』,真是『攻乎異端』,排除『邪說』了。談到孟子的這些話,使我想起我們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批判,原來在兩千多年前就有過隨意戴帽子打棍子之事發生了,是有傳統的。孟子曾說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對後世影響很大,長期受到人們的稱讚,是文化傳統中的優良傳統,應該繼承發揚的。而『辟楊墨』則頗有文化專制的味道,也是應該注意的。 秦王朝建立後,秦始皇廢封建改郡縣制,是個進步。但是他接受李斯的建議,實行『焚書坑儒』,成為文化專制主義的開端。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雖然『坑』與『尊』正相反,但君主統治的文化專制則是一樣的。從漢代起,歷代王朝實行的多是儒法結合,或曰『外儒內法』、『霸王雜之』,而在思想文化方面又有儒釋道結合。但孔子的地位確實是越來越高了,以至被封為『大成至聖先師』等稱號,儒家被視為官學。科舉考試只能在經書中尋章摘句,作文章,八股教條嚴重束縛了人們思想的發展。君主帝王雖然尊重儒學,但對經書中某些對君不尊的話,也是不能容忍的。如孟子對齊宣王說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豢養也),則臣視君如路人;君之視臣如草芥(任意踐踏也),則臣視君如寇讎。』朱元璋看後就很生氣,命令刪去。乾隆詔修【四庫全書】,也刪去不少忌諱的東西。這都是文化專制的反映。 還有文字獄,尤為嚴重。統治者可以從秦議文書乃至詩詞、書信中尋找某些詞句任意歪曲,製造冤獄,殺頭或流放。秦始皇『焚書坑儒』,一下子坑殺諸生四百六十餘人,開文字獄之端。漢代文字獄亦多,如漢宣帝時,楊惲、蓋寬饒等『皆坐刺譏詞為罪而誅』。漢元帝曾用儒士蕭望之、周堪等為重臣,也由於外戚、宦官譖言而遇害,李固、李雲等因上書上言而入獄被誅。隋煬帝是個暴君,誅殺尤多。唐代因進言惹怒被殺者亦不少,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李白、李商隱、張說等,均曾入獄、流放,魏徵死後也曾被奪去封號。宋代的寇準、歐陽修、秦觀、黃庭堅、趙鼎等均曾被流放,或死獄中。蘇軾因所謂『烏台詩案』入獄,流放黃州,後又因為反對王安石改革而流放海南,真是多才又多難!明代文字獄尤多。如朱元璋時,皇帝生日或節日,各地官吏都要上賀表,雖然是陳詞濫調,朱皇帝卻很喜歡。其中有『作則垂憲』、『睿性生智』、『天下有道』等詞。他將『則』念成『賊』,將『生』念成『僧』,『有道』讀成『有盜』,將『光』說成『禿子』等,認為是對他的諷刺,任意誅殺。清代康熙、雍正都以肅清『反清』思想為名,製造諸多文字獄。乾隆前期較緩和,以後又恢復文字獄,誅殺亦多。他們所鎮壓的既不是『復明』志士,也不是結黨權臣,大多是一些士人。文字獄可說是文化專制中的一個惡劣傳統,嚴重阻礙了思想文化的發展進步。
鄧小平在總結建國以來經驗教訓時曾說過: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力的各種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他還談到,在我們黨政機關存在的特權、家長制、官僚主義、以權代法、貪污腐敗等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所以,他提出肅清封建主義傳統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這是非常重要的,應該逐步貫徹實行。 在文化傳統中當然有優秀的東西,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剛健奮進、好學不倦、見利思義、『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愛國主義等等,理應繼承發揚。但文化傳統中決不都是優秀的好的,對那些消極的因素,我們要堅決批判。有批判才會有繼承,否則,籠統地談弘揚傳統文化是不科學的。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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