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思考(二)

　　在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传统也是相当长久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百家竞说，互相争论诘难，又互相影响吸收。然而就是在这时，也出现了异样的声音。如孔子说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是。

如果说孔子“攻乎异端”还不大具体，那么孟子“辟杨墨”就既具体，又狠毒了。孟子与当时的学派多有争论，尤其是排斥杨、墨，最为著名。他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他还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又说：“吾为此惧。闲（习也）先贤之道，拒杨墨，放淫词，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滕文公下》）用这样的语言评论杨、墨，已经不是学术批判，而是政治宣判了！为使孔子之道“著”，就必须使杨朱之道“息”，真是“攻乎异端”，排除“邪说”了。谈到孟子的这些话，使我想起我们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批判，原来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过随意戴帽子打棍子之事发生了，是有传统的。孟子曾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对后世影响很大，长期受到人们的称赞，是文化传统中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发扬的。而“辟杨墨”则颇有文化专制的味道，也是应该注意的。

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废封建改郡县制，是个进步。但是他接受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坑儒”，成为文化专制主义的开端。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坑”与“尊”正相反，但君主统治的文化专制则是一样的。从汉代起，历代王朝实行的多是儒法结合，或曰“外儒内法”、“霸王杂之”，而在思想文化方面又有儒释道结合。但孔子的地位确实是越来越高了，以至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等称号，儒家被视为官学。科举考试只能在经书中寻章摘句，作文章，八股教条严重束缚了人们思想的发展。君主帝王虽然尊重儒学，但对经书中某些对君不尊的话，也是不能容忍的。如孟子对齐宣王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豢养也），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草芥（任意践踏也），则臣视君如寇仇。”朱元璋看后就很生气，命令删去。乾隆诏修《四库全书》，也删去不少忌讳的东西。这都是文化专制的反映。

还有文字狱，尤为严重。统治者可以从秦议文书乃至诗词、书信中寻找某些词句任意歪曲，制造冤狱，杀头或流放。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下子坑杀诸生四百六十余人，开文字狱之端。汉代文字狱亦多，如汉宣帝时，杨恽、盖宽饶等“皆坐刺讥词为罪而诛”。汉元帝曾用儒士萧望之、周堪等为重臣，也由于外戚、宦官谮言而遇害，李固、李云等因上书上言而入狱被诛。隋炀帝是个暴君，诛杀尤多。唐代因进言惹怒被杀者亦不少，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白、李商隐、张说等，均曾入狱、流放，魏征死后也曾被夺去封号。宋代的寇准、欧阳修、秦观、黄庭坚、赵鼎等均曾被流放，或死狱中。苏轼因所谓“乌台诗案”入狱，流放黄州，后又因为反对王安石改革而流放海南，真是多才又多难！明代文字狱尤多。如朱元璋时，皇帝生日或节日，各地官吏都要上贺表，虽然是陈词滥调，朱皇帝却很喜欢。其中有“作则垂宪”、“睿性生智”、“天下有道”等词。他将“则”念成“贼”，将“生”念成“僧”，“有道”读成“有盗”，将“光”说成“秃子”等，认为是对他的讽刺，任意诛杀。清代康熙、雍正都以肃清“反清”思想为名，制造诸多文字狱。乾隆前期较缓和，以后又恢复文字狱，诛杀亦多。他们所镇压的既不是“复明”志士，也不是结党权臣，大多是一些士人。文字狱可说是文化专制中的一个恶劣传统，严重阻碍了思想文化的发展进步。

　 三

　　近代以来，中国人为摆脱外国列强压迫和国内专制统治，进行了长期英勇顽强的斗争，同时努力向西方国家学习，引进民主民权、自由平等、进化论、人权说，进行过变法，发动过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国，宣布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具有伟大历史意义。但是并未能改变专制统治，专制主义可谓根深蒂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帜的《新青年》，从一开始就向青年陈述“六义”，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且明确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它热情宣扬民主和科学，宣传人格独立、人权平等、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猛烈进攻，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呼声，着重批判了尊卑贵贱、三纲伦理、特权人治、愚民说教、专制主义，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思想解放，发现自我，追求真知，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出路，呼唤广大国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但是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这个启蒙运动未能进行下去，而是很快转入政治斗争，乃至武装斗争、革命战争，“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毛泽东就曾说过，五四运动时期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民主和科学，立下了伟大的功绩。但是，那时还只是开始。要使全国人民完全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力气，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

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经验教训时曾说过：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力的各种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他还谈到，在我们党政机关存在的特权、家长制、官僚主义、以权代法、贪污腐败等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他提出肃清封建主义传统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应该逐步贯彻实行。

在文化传统中当然有优秀的东西，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奋进、好学不倦、见利思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主义等等，理应继承发扬。但文化传统中决不都是优秀的好的，对那些消极的因素，我们要坚决批判。有批判才会有继承，否则，笼统地谈弘扬传统文化是不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