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武谥明武宗

原题：武字谥和明武宗

〖谥法解〗说：『刚强理直曰武，威强澼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穷曰武。』刚无欲强不屈，明义理正曲直，威严自强交往有德，战胜平定祸乱，法以正民能使民服，大志行兵多所穷极，都可以谥为武。

其中唯『夸志多穷』或含好大贪功穷兵黩武之意。然武字谥仍以褒为主。故〖谥法解〗又说：『施为文也，除为武也。』除是除恶，除恶为武。周武王革命就是除大恶，或略逊于文王，亦不失为圣王。

清朝〖鸿称通用〗对武字定义曰：『刚强直理曰武，辟土斥境曰武，折冲御侮曰武，刚强以顺曰武。』都是褒义。〖鸿称通用〗是清内阁谥法官书。清朝谥法，远法成周，旁征近代，形成了特别完整的谥制。

清谥与郑樵〖通志〗中的〖谥略〗，沈约〖谥别〗，贺琛〖谥法〗，王彦威〖续古今谥法〗等多种谥法，既有沿袭，也有改易。例如，〖谥略〗将『武』字列为上谥并排在『文』后，老五。〖鸿称通用〗则将『武』推后为上谥之十四了，但仍属上谥之上品。

历史上谥号为武或含武字者有：周武王、赵武灵王、秦武公、秦武王、汉武帝、光武帝、魏武帝、晋武帝、齐武帝，梁武帝、周武帝、明武宗等等，德行高低不一，有的缺陷很大，但都有除恶之功和英武的一面，不可过贬也。

其中明武宗最受后世訾议。其实此君荒唐但不糊涂，正德年间几件大事，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叛，特别是正德十二年，武宗亲率数万人大败蒙古王子，使蒙古军此后长时间不敢犯边，可见武宗之刚毅果断和相当的军事才能。

由于继承明武宗的是以藩王入大统的堂弟明世宗，于武宗既无直接血统关系，亦无好感，故令史臣在〖明实录〗中多录其恶。然〖明实录〗中亦有褒扬，如记录武宗巡视西北时说：『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数千里，上乘马，腰弓矢，冲风雪，备历险厄，有司具辇以随，也不御。阉寺从者多病惫弗支，而上不以为劳也。』

清人所编撰的〖明史〗对于明武宗的评价还是比较公正的，赞曰：『明自正统以来，国势浸弱。毅皇手除逆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乐嬉游，暱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

2018-12-10/余东海

《论明武宗谥号之义与其历史评价之辩证》

谥法之制，肇端周礼，历代相承。武之为谥，向为美称。《谥法解》列五义，四者为褒，唯"夸志多穷"稍含贬意。清《鸿称通用》更尽取刚强辟土之义，足见武谥之尊。考诸史册，自周武至明武，凡得此谥者，必有戡乱御侮之功。明武宗朱厚照虽以荒嬉著称，然细究其政绩，实未负"武"字之谥。

武宗之"武"，首见于除奸戡乱。正德初年诛刘瑾，去阉党之首恶；平安化、宁王二藩之叛，弭宗室之祸端。尤以应州大捷为著，亲率六军与蒙古小王子战于塞北，《武宗实录》载其"躬擐甲胄，督诸将御之"，终使"虏遁去，边患顿息"。此正合"克定祸乱""折冲御侮"之谥义。清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评曰："应州之役，犹为竞爽。"足见其武功非虚。

然武宗之失，在于"夸志多穷"。微行出塞，自封"镇国公"；营建豹房，纵情声色。此即《谥法解》所诫"大志行兵多所穷极"之象。但需辨明，其荒唐多在于私德，而军国大政未尝尽废。《明史·武宗本纪》特笔记载："夜出微行，或至教坊司观乐"，然同篇亦言"凡奏疏军国机务，悉自裁决"。这种矛盾性恰是理解武谥的关键——谥法重功业而非私行，如汉武、晋武皆有奢靡之失，仍得"武"之美谥。

后世訾议武宗，实与世宗朝修史倾向有关。嘉靖以藩支继统，刻意贬抑前朝，《明实录》遂多录其过。但细考实录，仍存"冲风雪历险厄"等正面记载。万历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已为辩诬："武庙虽骄恣，实未尝颠倒乾纲。"至清修《明史》，评价更趋客观，既肯定其"手除逆瑾，躬御边寇"的武德，亦指出"耽乐嬉游"之失，这种二元评价正合传统史学的"直笔"精神。

要而论之，武宗得"武"谥，非尽虚美。观其一生，诛权阉、平叛乱、御外侮，三者已足当"刚强理直"之谥义。其过失虽多，究未如桀纣之亡国，亦未如隋炀之殄民。昔孔子论管仲"器小"而许其仁，太史公评项羽"暴虐"而赞其勇，皆不以一眚掩大德。今之论武宗者，当循此史家法度，既不可因其武功而讳言其失，亦不当以其荒唐而尽没其功，斯为得之。

《论明武宗谥号之义与其历史评价之辨》

谥法之制，肇端周礼，历代相承。武之为谥，实含刚毅果决、戡乱御侮之义。《逸周书·谥法解》列"刚强理直""克定祸乱"诸义，清《鸿称通用》增"辟土斥境""折冲御侮"诸目，皆以彰武者安邦定国之功。明武宗得此谥号，实有其历史渊源与功业依据。

考诸史册，武谥之授向有严格标准。周武王革殷商之命，汉武开疆拓土，光武中兴汉室，皆以赫赫武功彪炳史册。明武宗虽不及前代圣主，然观其诛刘瑾、平宁藩、御蒙古三事，确符"刑民克服""威强澼德"之谥法要义。正德十二年应州之役，亲率六军与蒙古小王子激战五日，《武宗实录》载其"躬擐甲胄，督诸将御之"，终使"虏遁去，边害顿息"，此实"折冲御侮"之明证。

然武宗之失，在于未能持守中庸之道。《礼记》云："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其豹房嬉游、宠信佞幸之举，确与"刚强直理"之谥义相悖。但细究之，其荒唐多属宫闱私德，于国本大政尚知操持。嘉靖朝修《实录》时因继统之嫌多所贬抑，然犹记其西北巡边时"冲风雪，备历险厄"之状，可见刚毅本色未泯。

清修《明史》评骘较为公允，既肯定其"手除逆瑾，躬御边寇"之功，亦指出"耽乐嬉游"之失。这种二元评价，恰合《谥法》"一字寓褒贬"之旨。盖谥法本为"行之迹，号之功"（《白虎通义》），武宗得"武"字，既是对其戡乱御侮之实的肯定，亦隐含对其穷兵黩武之戒。

今人论史，当避免非此即彼之判。明武宗之复杂面相，正是君主集权制度下"权力异化"的典型体现。其能于嬉游中不忘武备，在荒唐处犹存刚断，这种矛盾性恰是历史人物评价的难点所在。司马光《资治通鉴》论人主张"考其终始"，对武宗之评亦当如是观：既见其御宇十六年保境安民之功，亦识其纵欲败度之失，方得史家"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之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