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论希腊伪史答问录（之七）·关于希腊伪史的循环诡辩

关于希腊伪史世人知多少？

关于希腊伪史问题的循环诡辩

有关资料表明荷马其实是小亚细亚地区人

　　问：假如荷马这个人并非传说，而真实存在过，那么据有关资料表明荷马其实是小亚细亚地区人，为什么人们却说他的史诗是希腊雅典人的史诗？

　　答：因为小亚细亚当时是希腊雅典的殖民地。

　　问：什么史料表明希腊雅典的殖民地曾经在小亚细亚？

　　答：这是根据荷马史诗得出的推论。

　　——这是西方史学中一个典型的循环论证的诡辩。也就是说：他们用荷马史诗来论证希腊在小亚细亚的殖民地——然后用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来论证荷马是希腊人。

　　这种循环论证，即把有待证明的结论作为据以证明的前提，是一种有趣的诡辩术。

　　［注：关于荷马其人是否在历史中存在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此即西方史学中著名的荷马问题。但是即使相信其人存在，关于其属籍也有严重争论。多数西方记载都说荷马是小亚细亚人，有说为爱琴海东侧的希俄斯岛人，或说是斯弥尔纳人，或说是伊兹密尔人，还有说是爱菲索斯人。在土耳其据说至少有9个城市都认为荷马是他们那里的人。这些地区都在爱琴海东侧的小亚细亚（今属土耳其地区）。

　　有趣的是，荷马，就是这样一个属籍不明、来历不明之人。荷马史诗，则是一部来历不明之书，但在西方史学中却被作为信史，奉为经典，而不是被看做文学或者神话。全部希腊上古史，都依据这部神话书而构造。］

《论希腊史辨伪中的方法论迷思——答何新先生"循环诡辩"之问》

何新先生所揭橥的"荷马史诗循环论证"现象，实为西方古典学研究中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困境。然此问题须置于三重学术维度中审视：文献传承体系、古代殖民文化特性及史诗创作本质。

一、文献传承的复合性依据
希腊在小亚细亚殖民地的历史证据，非仅依赖荷马史诗单一文献。考古发现如米利都的几何陶时期（前8世纪）希腊风格墓葬、以弗所阿尔忒弥斯神庙的希腊铭文，与希罗多德《历史》记载的伊奥尼亚移民史形成互证。斯特拉波《地理志》更明确记载："整个伊奥尼亚都是雅典殖民地"（14.1.3）。此类物质遗存与文献的多元对应，已突破循环论证的窠臼。

二、史诗创作的流动性本质
荷马属籍争议恰反映古希腊"作者"概念的现代误读。口传史诗传统中，吟游诗人（aoidos）本就流动于爱琴海两岸。帕里-洛德理论证明，史诗文本定型前存在长期的口头程式化创作过程。希俄斯岛的"荷马后裔"（Homeridae）行会、德尔斐铭文记载的史诗竞赛，皆显示史诗乃泛希腊文化产物，非囿于单一城邦。

三、殖民文化的认同机制
古风时代的殖民运动（apoikia）具有文化双向性。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自称"希腊人"，却保留安纳托利亚母系谱系（《族谱》残篇）。这种"殖民地的母邦认同"现象，在修昔底德记载的西西里殖民城邦中同样显著（6.3-5）。故荷马史诗被雅典人接纳，恰符合古代殖民者通过文化叙事强化母邦联系的心理机制。

方法论反思
西方古典学确曾陷入"以诗证史"的困境，但19世纪以来考古学、铭文学、钱币学的发展已构建多元证据链。维拉莫维兹考证史诗方言混合特征，芬利运用人类学研究英雄时代社会结构，皆在突破单一文本局限。然须警醒：将史诗完全等同信史固属谬误，因方法论瑕疵而全盘否定希腊文明渊源，亦堕入"逆向本质主义"窠臼。

《墨子·非命》云："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何新先生之质疑恰为古典研究提供批判性视角。然学术求真，当如乾嘉学派"孤证不立"之训，既破西方中心论之迷思，亦须避免"证伪"本身陷入方法论的单向度陷阱。希腊文明的真伪之辨，终究要在多重证据的辩证中抵达。

（全文798字）

《论希腊史辨伪中的循环论证问题》

希腊史辨伪之争，实为中西学术方法论差异之显影。何新先生所揭循环论证之弊，确为西方古典学研究中的结构性难题，然其症结非仅在于史料真伪，更在于近代欧洲知识建构之特殊语境。

一、循环论证的史学根源
所谓"荷马史诗—殖民地"互证模式，实为19世纪欧洲古典学之产物。德国史家沃尔夫（F.A. Wolf）首倡"荷马问题"时，正值欧洲民族国家建构关键期。史诗作为"希腊性"（Greekness）的象征，被赋予构建文化共同体的政治功能。此种"以文证史"之法，实承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传统——彼时意大利学者波焦（Poggio Bracciolini）重获古典文本时，即已开"以文献定文明"之先河。

二、小亚细亚殖民说的双重语境
爱琴海东岸希腊殖民地的考古证据（如米利都的几何陶），确证公元前8世纪存在人口迁徙。然"殖民地"概念本身暗含现代殖民主义话语的投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2）虽提及早期移民，但考古所见实为文化交融现象：安纳托利亚风格的陶器与希腊字母并存于同一地层。将此类物质证据简单对应为"雅典殖民地"，实为维多利亚时代"希腊中心论"的过度诠释。

三、史诗作为史料的特殊性
《伊利亚特》卷2"船表"所列地名，经考古证实部分确属青铜时代遗址（如迈锡尼线形B泥板中的地名对应）。然史诗本质属口头传统，其层累形成过程（帕里-洛德理论已证）决定其非直接史录。西方学界将史诗纳入"史料"范畴时，实采德国兰克学派"批判考据"之法：通过文本分层剥离后世增饰，而非全盘采信。此方法论差异，正是中西方史料观的根本分歧所在。

四、伪史之辨的现代启示
钱穆先生曾言："疑之太深与信之太笃，其弊惟均。"希腊史辨伪当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小亚细亚出土的吕底亚文-希腊文双语碑刻（如萨迪斯遗址），既证明文化互动存在，亦显示荷马传统在安纳托利亚的在地化演变。真正的学术突破，或在于超越"真伪"之争，转而探究：近代欧洲如何将地中海东部的多元文明遗产，重构为单数的"希腊文明"？此过程所折射的，实为现代性知识生产的权力机制。

要之，循环论证确为西方古典学之痼疾，然解方不在全盘否定，而在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古代文明认知框架。程树德《论语集释》考辨之法，或可为希腊史研究提供新范式——既重文本内核，亦察层累脉络，方得历史真相之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