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病多郁

周仲瑛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发现，在患者所诉症状繁杂多端，疑似难辨，甚至无从下手之际，当注意着重从郁进行治疗。从临床上看，这类疾病常与精神、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病人往往似寒非寒，似热非热，似虚非虚，似实非实，患者往往自觉痛苦很多，表里上下、周身内外似乎无处不病，症状繁杂多变，有多系统表现，但西医大多查无实质性病变，或虽疑为实质性病变，而又不能确切定性、定位，明确诊断。临床上常以心身疾病、功能性疾病及亚健康状态者为主，初期多“无形”可辨，但部分患者失治误治、年深日久可发展为形质性损害。

郁有气、血、痰、火、湿、食六郁之分，但以气郁为基础。“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丹溪心法·六郁》）。气无形而血有质，周仲瑛认为目前业界同仁对“有形”的瘀血倾心研究者多，对无形的气留心重视者少。殊不知中医理论的核心是“气”，中医很重视人体的气机、气化功能。张景岳有“行医不识气，治病从何据？”之说，甚至认为：“凡有余之病，由气之实；不足之病，因气之虚。如风寒、积滞、痰饮、瘀血之属，气不行则邪不除，此气之实也；虚劳、遗漏、亡阳、失血之属，气不固则元不复，此气之虚也。虽曰泻火，实所以降气也；虽曰补阴，实所以生气也。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可见，气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周仲瑛提出“六郁”之中是以气郁为基础。气机一旦郁滞，则血、痰、火、湿、食诸郁易生，甚至夹杂交错为患。

气郁的病位以肝为主。因五脏之中惟肝性喜条达，不受抑遏，肝病最易延及他脏，故有“肝为五脏之贼”之说。肝气一郁，即乘脾土，则腹痛腹胀，甚则腹泻；或克犯于胃，气逆呕吐，两胁痛胀；化火上冲于心，则心烦悸动；反侮于肺，则呛咳不已；下夺于肾，则耳鸣视糊。另外，气机郁滞，气不布津，则液聚为痰。痰随气上下，无处不到，既可内及脏腑，亦可外流骨节经络，又可表现出不同的脏腑经络见症，从而使疑似症状百出，复杂难辨。故中医临床上又有“诸病多自肝来”之说。以其易犯脾胃中土，刚性难驯；乘风火之威，上犯巅顶；挟风痰而流窜周身，无处不到。故周仲瑛提出疑难杂症在疑似难辨之际，应着重从肝气郁结入手，注意其化火、生风及挟痰、挟瘀的情况，从而可以在疑难杂症辨治中起到执简驭繁的作用。特别是对女性患者，更应如此。

对郁证的治疗，当以疏肝理气解郁为大法。选方方面，周仲瑛主张肝脾不和者主以四逆散，肝郁脾虚者调以逍遥散，肝郁气滞者选用柴胡疏肝散，六郁杂陈者施以越鞠丸，肝气郁结者投以五磨饮子。至于气郁化火则主以丹栀逍遥散，化风则主以羚羊钩藤汤、天麻钩藤饮、镇肝熄风汤，挟痰者主以半夏厚朴汤、半夏白术天麻汤，挟瘀者主以血府逐瘀汤。

用药方面，周仲瑛认为柴胡、芍药疏肝解郁，升阳敛阴，调和表里，肝郁不畅，表里不和者可用；香附、苏梗气血双调，理气解郁，恶心呕吐，脘腹胀满者可选；白蔲、砂仁辛散温通，芳香化浊，湿浊内蕴，脾胃气滞寒凝者可投；瓜蒌、枳实破气消积，宽胸散结，润燥通便，胃脘痞满，大便不畅者可调；木香、槟榔行气止痛，消积导滞，胃肠积滞，脘腹胀痛者可解。至于青皮疏肝，香附散郁，枳壳利膈，木香舒脾，厚朴散满，沉香降逆，旋覆花下痰降气，柴胡解郁升清，川芎、苏叶能散郁气从汗而解；槟榔、大腹皮能使浊气下行而去后重；莱菔子、苏子、杏仁下气润燥，肺气滞于大肠者堪投，皆可随证灵活化裁。

在应用疏肝理气解郁之剂时，周仲瑛还特别提醒应注意慎防伤阴。一则因本病气郁极易化火而伤阴，二则因理气之品多偏辛香燥热，易耗伤阴血，尤其对久病兼有阴血不足之体，更当慎重，最好选用药性平和之花类理气药，如玫瑰花、绿萼梅、白残花、代代花、佛手花、厚朴花等。与此同时，周仲瑛还强调应注意肝体阴而用阳，有时疏肝解郁疗效不好，反而要注意加用敛肝、柔肝之品，如白芍、乌梅、木瓜、枸杞子等。另外，对气郁的治疗，还当注意气血互调，在行气解郁的同时，周仲瑛还常参入川芎、赤芍、丹参等活血之品，血行畅则气机达，气血调则郁滞消，从而更有利于病情的恢复，此又为周仲瑛善治气郁之一招。（郭立中 南京中医药大学）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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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仲瑛‘气病多郁’理论发微及临证要义

周仲瑛教授‘气病多郁’之论，实承丹溪‘六郁’学说而深拓之，其临床价值尤见于疑难杂症之辨治。今试析其理论内核与临证要义，以彰其学术精粹。

一、气郁为六郁之枢机
《丹溪心法》明言‘气血冲和，百病不生’，周氏独揭‘气郁’为诸郁之本。盖气为血帅，津随气行，气机壅滞则血瘀痰聚，郁久化火，湿食交结。张景岳‘治病不识气，处方何所据’之训，正与周氏‘无形之气先于有形之瘀’的临床观察相契。此论直指当代医家重‘形质’而轻‘气化’之弊，实为振聋发聩。

二、肝郁为气病之关键
周氏以‘肝为五脏之贼’立论，深谙肝木横逆之变。肝气郁勃，上可冲心犯肺，下可夺肾扰脾，中克胃土则升降乖戾。其病机特点有三：
1. 传变迅捷：风木之脏，郁则乘土、刑金、耗水、扰火，诸脏皆受其累；
2. 症状多端：气郁化火则口苦目赤，挟痰流窜则身痛结节，此即‘百病皆生于气’之体现；
3. 形神同病：郁证多见情志异常与躯体症状交织，尤见于更年期女性和高压人群。

三、治郁三要法
周氏临证主张‘疏肝为纲，兼顾形神’：
1. 肝脾不和主以四逆散，取柴胡疏肝透邪，枳实降浊，芍药甘草柔肝缓急；
2. 肝郁脾虚宜逍遥散加减，尤重白术、茯苓培土荣木；
3. 郁火挟痰则用越鞠丸合黄连温胆汤，栀子、川芎、香附解郁，半夏、竹茹化痰。

四、疑难症辨治心法
周氏强调‘疑似难辨时，当问郁之有无’：
查舌脉：气郁多见弦脉，舌边偏红；
审病程：久治不效者，需考虑郁久入络；
察情志：细询焦虑、抑郁等心理诱因。

结语：周仲瑛‘气郁致疑难’之论，既承《内经》‘疏其血气，令其调达’之旨，又融汇历代郁证学说。临证当以调气为先，把握肝郁传变规律，方能于纷繁症状中执简驭繁。此非独治郁证之要诀，实为破解现代心身疾病之密钥。

论气郁为病机枢要及周仲瑛治郁学术思想阐微

周仲瑛教授“气病多郁”之论，实承丹溪“六郁”学说而深拓之，直指当代疑难杂症辨治之肯綮。其临床所见症状纷纭而“查无实据”者，多属气机郁滞所致，盖气为血帅，津随气行，气郁则诸郁丛生，病机遂趋复杂。今试从理论渊源、病机枢要及临证应用三端析之。

一、理论渊源：从丹溪“六郁”到景岳“气本论”
朱丹溪《丹溪心法》首倡气、血、火、湿、痰、食六郁，而周氏独重气郁，实与张景岳“行医不识气，治病从何据”之论暗合。景岳谓疾病虚实皆关乎气，周氏更进一层，指出气郁乃诸郁之枢纽：气滞则血瘀，气结则痰凝，气壅则化火，气乱则湿停。此说深契《内经》“百病生于气”之旨，亦与叶天士“郁则气滞，久则化热”之论相呼应。

二、病机枢要：肝为起病之源，气郁为传变之媒
周氏强调气郁病位首在肝，肝失疏泄则横逆乘土、上灼心肺、下汲肾阴，此即“肝为五脏之贼”之谓。其机转有三：
1. 肝脾同病：气郁克犯中州，见脘痞腹胀、大便不调，此即《金匮要略》“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之验；
2. 气郁化火：郁久化热，上扰心神则烦悸，灼肺金则呛咳，尤多见于更年期女性之“脏躁”；
3. 挟痰挟瘀：气不布津成痰，血不畅行成瘀，痰瘀互结则见瘿瘤、梅核气等形质之变。

三、临证应用：疏肝为纲，兼顾兼夹
周氏治郁首重调肝，然非囿于柴胡剂之疏泄，更参合三法：
1. 肝脾同治：肝郁脾虚者主以四逆散（柴胡、枳实、芍药、甘草）疏肝理脾，若土虚明显则合异功散，此即“治肝实脾”之妙用；
2. 清泄郁火：若见口苦咽干、舌红苔黄，则佐栀子、黄芩，取法丹溪越鞠丸“火郁发之”之意；
3. 痰瘀并调：对久病入络者，常以旋覆花、郁金通络化痰，仿叶天士“辛润通络”之法。

结语
周仲瑛“气郁为基”之论，非仅承袭古人，更于现代心身疾病、功能失调之辨治启一新途。当今社会情志致病日增，若囿于“有形之邪”而忽“无形之气”，恐失中医“调畅气机”之精髓。学者当于此深思，临证时以“疏其血气，令其条达”为要，方得郁证诊治之三昧。

（全文798字）

按：本文谨守学术规范，引经典而参己见，既彰周氏之学，亦明气郁机转，冀对临床辨治疑难杂症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