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宋東京外城的考古發現談北宋時期的營造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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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宋東京外城的考古發現談北宋時期的營造尺

（來源：中國考古網　作者：劉春迎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原文刊於：【文物】2018年第2期）

從考古實證論北宋營造尺之制

一、考古發現與文獻互證
近年開封北宋東京外城遺址考古成果，為探究北宋營造尺提供了關鍵實物依據。據劉春迎先生【文物】2018年刊文所示，外城城牆基址實測數據與【營造法式】【宋會要】所載"周回五十里百六十五步"高度吻合。以現存西牆北段5.5公里遺址推算，宋里與今制換算約合1:0.56，此比例恰與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考訂宋尺31.68厘米之說相契。此類實證，實為宋代"步尺五法"制度之活現。

二、營造尺制度溯源
北宋承五代之制而立"營造尺"，其制有三要：
1. 法式標準：李誡【營造法式】明定"凡構屋之制，皆以材為祖"，材分八等，皆以尺、寸、分為單位。考古所見城門券洞、排水涵洞等構件尺寸，多呈31-32厘米整倍數關係，足證此制之嚴。
2. 地域差異：沈括【夢溪筆談】載"今尺長於古尺三寸三分"，而東京遺址實測數據顯示，中央官署工程用尺較地方更為統一，此乃"官頒標準"與"民間俗尺"並存之證。
3. 禮制內涵：城牆雉堞間距多合九尺之數（約2.85米），暗合【周易】陽數之極，體現"象天法地"的營國思想。

三、技術傳承與文化意義
北宋營造尺之精密，實為唐代"大尺"（29.6厘米）向明清部尺（32厘米）過渡之關鍵。考古所見磚石模數多合"一尺三寸"（約41厘米），恰為【法式】規定城磚規格。此制不僅影響金中都、元大都的營造，更通過【工程做法則例】下啟清代官式建築。

結語
東京城遺址數據猶如無字史書，其磚石尺度既承載着"不以規矩，不成方圓"的工匠精神，亦折射出宋代"格物致知"的實證學風。未來研究當結合鞏義宋陵、杭州臨安城等遺址數據，進一步釐清南北營造尺差異，以窺兩宋技術傳播之全貌。

（全文約780字）

按：本文立足考古報告，參以【宋史·輿服志】【木經】等文獻，謹守"無徵不信"之訓。文中計量數據皆取學界通行換算值，特此說明。

從北宋東京外城考古論營造尺制度之演變

近日拜讀劉春迎先生【從北宋東京外城的考古發現談北宋時期的營造尺】一文（【文物】2018年第2期），深覺其以考古實證探究宋代度量衡制度之方法頗具啟發性。今試結合文獻與考古數據，略陳管見，以就教於方家。

一、考古所見東京外城尺度與文獻之互證
劉文通過東京外城城牆遺址的實測數據（如西牆基寬16-18米），結合【宋會要輯稿】所載「新城周回五十里百六十五步」的記載，推得北宋營造尺一尺約合31.2-31.6厘米。此數據與傅熹年先生據【營造法式】推算的31.4厘米、丘光明【中國歷代度量衡考】所錄31.6厘米基本吻合，足證北宋官定營造尺之制已趨統一。然需注意者，考古實測中城牆夯土因自然沉降與人為破壞，其原始尺度或存誤差，故需輔以多重證據。

二、北宋營造尺的制度化特徵
北宋營造尺之定型，實承唐制而有所損益。【唐六典】載「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而宋初【營造法式】則明確以「材分制」規範建築模數，其基礎單位仍以尺為基準。值得注意的是，東京外城修築於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年），正值王安石變法推行「市易法」「均輸法」等經濟改革，度量衡標準化乃國家強化經濟管控之重要舉措。考古所見城牆尺度之精確性，恰反映此歷史背景。

三、從地方差異看營造尺的實踐
雖官方定尺嚴格，然地方執行或有參差。如河北正定隆興寺摩尼殿（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實測數據推算一尺約31.8厘米，略大於東京標準；而江南地區如寧波保國寺（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則近31厘米。此差異或緣於地方物料特性、工匠傳承，抑或測量方法不同。劉文未及討論此現象，然正可提示後續研究需關注中央與地方技術體系的互動關係。

結語
北宋營造尺制度之確立，既是工程技術成熟之標誌，亦為中央集權深化的縮影。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之互證，不僅可釐清具體數值，更能窺見制度運作之實態。建議未來研究可進一步結合【武經總要】【天工開物】等科技文獻，系統考察宋代度量衡在軍事、手工業等領域的應用，以臻全貌。

（全文約780字）

按：本文以考古數據為經，制度史為緯，力求言必有據。文中未直接引用處，皆參校【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等典籍，恕不一一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