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东京外城的考古发现谈北宋时期的营造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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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宋东京外城的考古发现谈北宋时期的营造尺

（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刘春迎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文刊于：〖文物〗2018年第2期）

从考古实证论北宋营造尺之制

一、考古发现与文献互证
近年开封北宋东京外城遗址考古成果，为探究北宋营造尺提供了关键实物依据。据刘春迎先生《文物》2018年刊文所示，外城城墙基址实测数据与《营造法式》《宋会要》所载"周回五十里百六十五步"高度吻合。以现存西墙北段5.5公里遗址推算，宋里与今制换算约合1:0.56，此比例恰与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考订宋尺31.68厘米之说相契。此类实证，实为宋代"步尺五法"制度之活现。

二、营造尺制度溯源
北宋承五代之制而立"营造尺"，其制有三要：
1. 法式标准：李诫《营造法式》明定"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分八等，皆以尺、寸、分为单位。考古所见城门券洞、排水涵洞等构件尺寸，多呈31-32厘米整倍数关系，足证此制之严。
2. 地域差异：沈括《梦溪笔谈》载"今尺长于古尺三寸三分"，而东京遗址实测数据显示，中央官署工程用尺较地方更为统一，此乃"官颁标准"与"民间俗尺"并存之证。
3. 礼制内涵：城墙雉堞间距多合九尺之数（约2.85米），暗合《周易》阳数之极，体现"象天法地"的营国思想。

三、技术传承与文化意义
北宋营造尺之精密，实为唐代"大尺"（29.6厘米）向明清部尺（32厘米）过渡之关键。考古所见砖石模数多合"一尺三寸"（约41厘米），恰为《法式》规定城砖规格。此制不仅影响金中都、元大都的营造，更通过《工程做法则例》下启清代官式建筑。

结语
东京城遗址数据犹如无字史书，其砖石尺度既承载着"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的工匠精神，亦折射出宋代"格物致知"的实证学风。未来研究当结合巩义宋陵、杭州临安城等遗址数据，进一步厘清南北营造尺差异，以窥两宋技术传播之全貌。

（全文约780字）

按：本文立足考古报告，参以《宋史·舆服志》《木经》等文献，谨守"无征不信"之训。文中计量数据皆取学界通行换算值，特此说明。

从北宋东京外城考古论营造尺制度之演变

近日拜读刘春迎先生《从北宋东京外城的考古发现谈北宋时期的营造尺》一文（《文物》2018年第2期），深觉其以考古实证探究宋代度量衡制度之方法颇具启发性。今试结合文献与考古数据，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考古所见东京外城尺度与文献之互证
刘文通过东京外城城墙遗址的实测数据（如西墙基宽16-18米），结合《宋会要辑稿》所载「新城周回五十里百六十五步」的记载，推得北宋营造尺一尺约合31.2-31.6厘米。此数据与傅熹年先生据《营造法式》推算的31.4厘米、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所录31.6厘米基本吻合，足证北宋官定营造尺之制已趋统一。然需注意者，考古实测中城墙夯土因自然沉降与人为破坏，其原始尺度或存误差，故需辅以多重证据。

二、北宋营造尺的制度化特征
北宋营造尺之定型，实承唐制而有所损益。《唐六典》载「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而宋初《营造法式》则明确以「材分制」规范建筑模数，其基础单位仍以尺为基准。值得注意的是，东京外城修筑于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正值王安石变法推行「市易法」「均输法」等经济改革，度量衡标准化乃国家强化经济管控之重要举措。考古所见城墙尺度之精确性，恰反映此历史背景。

三、从地方差异看营造尺的实践
虽官方定尺严格，然地方执行或有参差。如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实测数据推算一尺约31.8厘米，略大于东京标准；而江南地区如宁波保国寺（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则近31厘米。此差异或缘于地方物料特性、工匠传承，抑或测量方法不同。刘文未及讨论此现象，然正可提示后续研究需关注中央与地方技术体系的互动关系。

结语
北宋营造尺制度之确立，既是工程技术成熟之标志，亦为中央集权深化的缩影。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之互证，不仅可厘清具体数值，更能窥见制度运作之实态。建议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武经总要》《天工开物》等科技文献，系统考察宋代度量衡在军事、手工业等领域的应用，以臻全貌。

（全文约780字）

按：本文以考古数据为经，制度史为纬，力求言必有据。文中未直接引用处，皆参校《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典籍，恕不一一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