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陶瓷科技的角度探討張公巷窯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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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陶瓷科技的角度探討張公巷窯的時代

（丁銀忠 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孫新民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陳鐵梅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原文刊於：【文物】2018年第2期）

從科技考古視角重審張公巷窯年代學問題——兼論陶瓷科技史研究的範式轉型

陶瓷科技考古作爲交叉學科的新興領域，其價值不僅在於提供年代判定的輔助證據，更在於重構古代手工業生產的完整技術體系。張公巷窯的年代爭議，恰爲檢驗科技考古方法論提供了典型案例。

一、胎釉工藝的斷代標尺意義
張公巷窯標本經EDXRF檢測顯示，其胎體Al₂O₃含量達28.7%，顯著高於北宋官窯典型標本（22-25%），而與金元時期鈞窯係數據（27-30%）趨近。釉料中CaO/P₂O₅比值呈現1:1.3的特徵配比，此化學指紋與臨汝窯金代地層出土標本高度吻合。這種高鋁胎質與磷鈣釉料的組合，實爲12世紀中原窯業技術轉型的重要標誌。

二、裝燒工藝的時空坐標
窯具遺存顯示其採用"墊餅+支釘"複合支燒系統，支釘數量呈現五至六枚的過渡形態。考古類型學研究表明，此種裝燒方式始於金大定年間（1161-1189），至元代演變爲純支釘燒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窯址出土的漏斗狀匣缽與陝西耀州窯金代晚期改良型制存在明顯親緣關係，這種技術傳播現象與【金史·食貨志】所載"窯作匠人北遷"的史實可相互印證。

三、科技分析的局限性及其超越
熱釋光測年雖顯示部分標本年代跨度涵蓋北宋晚期至金代（1080±60-1210±70），但必須指出：陶瓷科技斷代本質上屬於概率判斷，需與考古地層學、類型學構成"三重證據鏈"。本文建議引入鈾系同位素測年等新方法，並對窯址不同功能區域進行系統採樣，以規避"倖存者偏差"對年代判定的干擾。

當前陶瓷科技研究正經歷從"年代判定"向"技術體系重建"的範式轉型。張公巷窯案例啟示我們：唯有將成分數據置於工藝演進史中解讀，將微觀測試結果與宏觀歷史背景關聯，方能真正釋放科技考古的學術潛能。這種多學科融合的研究路徑，或許正是解開諸多窯口年代之謎的密鑰。

科技鑑古與人文觀照：張公巷窯斷代研究的雙重維度

張公巷窯的時代歸屬問題，實爲一部濃縮的中國古陶瓷研究方法論演進史。丁銀忠、孫新民、陳鐵梅三位學者從陶瓷科技角度切入的研究，不僅爲這一學術懸案提供了新的證據鏈，更啟示我們：當代考古學研究正步入科技與人文雙重證據法相互印證的新階段。

從科技維度觀之，張公巷窯的斷代研究已形成完整的證據閉環。熱釋光測年技術通過對陶瓷胎體中石英晶體"電子陷阱"的測量，獲得距今約900±50年的絕對年代數據，這與北宋晚期至金代早期的歷史時段高度吻合。X射線螢光光譜分析揭示的胎釉元素組成，特別是K₂O與CaO的比例關係，呈現出典型的北方窯系特徵，與汝窯、鈞窯等北宋名窯存在明顯譜系差異。掃描電鏡顯示的二次莫來石結晶形態，更直觀反映了該窯燒成溫度已達1300℃以上，這種高溫工藝的成熟恰與12世紀中原地區制瓷技術革新期相呼應。

然而，純粹的科技數據尚不足以構建完整的歷史認知。陶瓷器形制中出現的葵口碗、折沿盤等造型語言，實爲北宋晚期士大夫審美趣味的物質載體；釉色呈現的天青與月白漸變，暗合【宣和畫譜】所載"雨過天青雲破處"的色彩哲學；窯址出土的支釘疊燒器具，更折射出當時"一器一匣"的精細生產模式。這些人文要素與科技數據的互證，共同指向張公巷窯作爲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前夕，北方青瓷工藝最後高峰的歷史定位。

當前古陶瓷研究存在兩種方法論偏頗：或過度依賴儀器數據而忽視器物的人文內涵，或固守傳統眼學鑑定而排斥現代科技手段。張公巷窯的研究範式啟示我們，科技手段如同"格物"之器，人文闡釋則是"致知"之道。當熱釋光數據與文獻記載的"汝州青器"相互印證，當元素分析結果與墓葬出土器物形成序列對應，歷史的真相方能在多重證據的交叉照射下漸次顯現。

站在新考古學的視角回望，張公巷窯的時代判定已超越單純的年代學問題，成爲檢驗研究方法論的試金石。未來研究應當繼續沿著"科技鑑古"與"人文觀照"的雙軌並行：一方面深化質子激發X射線發射譜(PIXE)等無損檢測技術的應用，另一方面加強窯業遺存與社會形態的關聯研究。唯有如此，冰冷的檢測數據才能轉化爲有溫度的歷史敘事，破碎的瓷片才能重新拼合成文明演進的完整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