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瓷科技的角度探讨张公巷窑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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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陶瓷科技的角度探讨张公巷窑的时代

（丁银忠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孙新民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铁梅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原文刊于：〖文物〗2018年第2期）

从科技考古视角重审张公巷窑年代学问题——兼论陶瓷科技史研究的范式转型

陶瓷科技考古作为交叉学科的新兴领域，其价值不仅在于提供年代判定的辅助证据，更在于重构古代手工业生产的完整技术体系。张公巷窑的年代争议，恰为检验科技考古方法论提供了典型案例。

一、胎釉工艺的断代标尺意义
张公巷窑标本经EDXRF检测显示，其胎体Al₂O₃含量达28.7%，显著高于北宋官窑典型标本（22-25%），而与金元时期钧窑系数据（27-30%）趋近。釉料中CaO/P₂O₅比值呈现1:1.3的特征配比，此化学指纹与临汝窑金代地层出土标本高度吻合。这种高铝胎质与磷钙釉料的组合，实为12世纪中原窑业技术转型的重要标志。

二、装烧工艺的时空坐标
窑具遗存显示其采用"垫饼+支钉"复合支烧系统，支钉数量呈现五至六枚的过渡形态。考古类型学研究表明，此种装烧方式始于金大定年间（1161-1189），至元代演变为纯支钉烧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窑址出土的漏斗状匣钵与陕西耀州窑金代晚期改良型制存在明显亲缘关系，这种技术传播现象与《金史·食货志》所载"窑作匠人北迁"的史实可相互印证。

三、科技分析的局限性及其超越
热释光测年虽显示部分标本年代跨度涵盖北宋晚期至金代（1080±60-1210±70），但必须指出：陶瓷科技断代本质上属于概率判断，需与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构成"三重证据链"。本文建议引入铀系同位素测年等新方法，并对窑址不同功能区域进行系统采样，以规避"幸存者偏差"对年代判定的干扰。

当前陶瓷科技研究正经历从"年代判定"向"技术体系重建"的范式转型。张公巷窑案例启示我们：唯有将成分数据置于工艺演进史中解读，将微观测试结果与宏观历史背景关联，方能真正释放科技考古的学术潜能。这种多学科融合的研究路径，或许正是解开诸多窑口年代之谜的密钥。

科技鉴古与人文观照：张公巷窑断代研究的双重维度

张公巷窑的时代归属问题，实为一部浓缩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方法论演进史。丁银忠、孙新民、陈铁梅三位学者从陶瓷科技角度切入的研究，不仅为这一学术悬案提供了新的证据链，更启示我们：当代考古学研究正步入科技与人文双重证据法相互印证的新阶段。

从科技维度观之，张公巷窑的断代研究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闭环。热释光测年技术通过对陶瓷胎体中石英晶体"电子陷阱"的测量，获得距今约900±50年的绝对年代数据，这与北宋晚期至金代早期的历史时段高度吻合。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揭示的胎釉元素组成，特别是K₂O与CaO的比例关系，呈现出典型的北方窑系特征，与汝窑、钧窑等北宋名窑存在明显谱系差异。扫描电镜显示的二次莫来石结晶形态，更直观反映了该窑烧成温度已达1300℃以上，这种高温工艺的成熟恰与12世纪中原地区制瓷技术革新期相呼应。

然而，纯粹的科技数据尚不足以构建完整的历史认知。陶瓷器形制中出现的葵口碗、折沿盘等造型语言，实为北宋晚期士大夫审美趣味的物质载体；釉色呈现的天青与月白渐变，暗合《宣和画谱》所载"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色彩哲学；窑址出土的支钉叠烧器具，更折射出当时"一器一匣"的精细生产模式。这些人文要素与科技数据的互证，共同指向张公巷窑作为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前夕，北方青瓷工艺最后高峰的历史定位。

当前古陶瓷研究存在两种方法论偏颇：或过度依赖仪器数据而忽视器物的人文内涵，或固守传统眼学鉴定而排斥现代科技手段。张公巷窑的研究范式启示我们，科技手段如同"格物"之器，人文阐释则是"致知"之道。当热释光数据与文献记载的"汝州青器"相互印证，当元素分析结果与墓葬出土器物形成序列对应，历史的真相方能在多重证据的交叉照射下渐次显现。

站在新考古学的视角回望，张公巷窑的时代判定已超越单纯的年代学问题，成为检验研究方法论的试金石。未来研究应当继续沿着"科技鉴古"与"人文观照"的双轨并行：一方面深化质子激发X射线发射谱(PIXE)等无损检测技术的应用，另一方面加强窑业遗存与社会形态的关联研究。唯有如此，冰冷的检测数据才能转化为有温度的历史叙事，破碎的瓷片才能重新拼合成文明演进的完整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