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谈文艺复兴以来中国文化的落后与差距

何新谈文艺复兴以来中国文化的落后与差距

（2014年4月）

老何说：

　　西方文艺复兴以后许多方面就逐渐先进于中国。文艺复兴以前中国是领先的，中国的古老文明曾经是拉动欧洲进步的动力。所以〖马可波罗游记〗当时出版后在西方曾经引起轰动，产生刺激和引领性的影响。

　　我曾经骂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来自一场文化抢劫（对东方罗马的），这是出于确凿的历史事实。可是别以为我不懂文艺复兴，别以为我不佩服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发生，一是因为意大利的共济会银行家有钱，用大量金钱资助文化和艺术（例如教皇和美迪奇家族）；二是知识分子获得了十字军从君士坦丁堡弄到的古老秘籍和东方学问。

　　中世纪后期的欧洲经院哲学家都是一些非常死心眼的修道士，能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死抠上百年（死抠也是有意义的。例如不这么死抠就不会产生近代的理论数学），同时他们就是认真学习古代小亚细亚（所谓的『希腊』）和阿拉伯人的学问。

　　17世纪文艺复兴传播到英国后，培根发起了知识和工具的革命，他叫『伟大复兴』（The great Renaissance），『复兴』这个词就是他的发明。他提出要进行方法论（工具）革命，就是要革新逻辑和认知工具，于是新科学思想萌芽了，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了，后来就有经验主义取代经院哲学，科学压倒哲学，于是牛顿、拉瓦锡、达尔文等等大科学家都在英国出现了。

　　17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的西方思想与当时中国的思想比，中国当时的全体精英真可以说整体都是愚昧无知之极。什么〖四库全书〗、〖佩文韵府〗之类，都是些基本没用的屁书，消耗举国精英巨大的精力和财力，然而对中国历史进步、人类学术进步毫无意义。当时中国学术与欧洲差距正在不断地拉大，中国精英阶层对此竟然毫无自觉，还是固步自封，自以为很高明。

　　现在中国的文人在文化上两极分化。一种还是愚昧无知，固步自封，真以为中国传统有多么了不起。另一种则是无比崇拜西方，以为西方放的屁也是香的，干屎橛也认为很有嚼头，例如把希腊伪史当成真的历史叩首膜拜，却并不知道西方学问中真正的好处究竟在哪里。这就是学术的现状，总体看，当代精英就是愚昧无知的这两群人，而且你骂我我骂你，斗得头破血流。看不清时代，看不清未来，也看不清历史，愚昧无知。

　　从文艺复兴那时以来，西方文化、哲学、科学、逻辑工具方面一直遥遥领先中国、引领中国，中国这些方面至今也还是落后。有人说中国今天已经富裕了，其实很多是假富裕，是借来的富裕。中国知识文化的基础方面还是非常愚昧和落后。这是中国文化极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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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西文明发展路径之异同——对何新先生文化比较观的学理反思》

何新先生对中西文明发展差异的观察颇具洞见，然其论断尚有可商榷之处。本文试从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出发，对相关议题作学理辨析。

一、文艺复兴的文明交融本质
所谓"文化抢劫说"实有简化历史之嫌。君士坦丁堡陷落（1453年）前，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8-13世纪）已系统转译古希腊典籍，经西班牙托莱多翻译学院传入西欧。美第奇家族资助的希腊文教学（1439年始）早于奥斯曼征服，其知识传播渠道多元，非仅依赖军事征服。拜占庭学者普勒松（1355-1452）携带柏拉图手稿赴意大利讲学，即为和平交流之例证。

二、中西认知范式差异
经院哲学"死抠概念"现象实为命题逻辑发展的必经阶段。彼得·阿伯拉尔（1079-1142）《是与否》开创的辩证法传统，与中国朱熹（1130-1200）"格物致知"形成有趣对照。二者皆重文本细读，然西方最终发展出形式逻辑体系，中国则走向道德实践哲学，此乃文明路径选择之异，非智力高下之别。李约瑟难题的深层症结，或在于此认知范式之分野。

三、明清学术的再评价
《四库全书》的文献学价值未可轻忽。戴震（1724-1777）通过考据学发展出的实证方法，与同时代欧洲语文学（philology）颇有相通之处。乾嘉学派对《水经注》的校勘成就，较之斯卡利杰（1540-1609）的古典文本考订并不逊色。差异在于：欧洲考据学催生了现代史学方法，而中国考据终未突破经学框架，此乃制度性局限使然。

四、当代文化认知的迷思
文化比较当避免"辉格史观"陷阱。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period）的学术传承确有疑点，然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对逻辑学的奠基作用确凿可考。同理，中国《墨经》中的逻辑思想虽未获持续发展，其理论价值不容否定。钱穆先生曾言："比较文明当如观山，横看成岭侧成峰"，此诚的论。

结语：
文明演进犹如江河，各有其河道与流速。西方在工具理性领域的突破确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然中国"实用理性"（李泽厚语）传统亦有其现代价值。当下急务，非作简单优劣判断，而应建立"批判性继承"的认知框架。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或为对待中西文明差异之正道。

《论中西文明发展路径之异同——回应何新先生文艺复兴论》

何新先生对文艺复兴以来中西文明差距的剖析颇具启发性，然其论断尚有可商榷之处。今试以国学视角，参酌史实，略陈管见。

一、文艺复兴本质再思
何先生谓文艺复兴源于"文化抢劫"，此说虽具批判锋芒，然未足概括全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所复兴者，实为经阿拉伯文明保存之古希腊罗马遗产，兼融东方数学、天文学成果（如花剌子密《代数学》）。此乃跨文明之"创造性转化"，非单纯劫掠可比。美第奇家族之赞助，确为重要推力，然更深层者，乃中世纪经院哲学数百年概念思辨之积淀——托马斯·阿奎那以亚里士多德哲学释神学，已为理性思维开辟蹊径。

二、中西认知范式之异
17世纪欧洲经验主义兴起，培根倡"伟大复兴"，此与同期中国考据学恰成对照。清儒治《四库全书》，非徒"消耗财力"，实承乾嘉学派"实事求是"之精神。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以训诂明义理，与西方语义分析颇有暗合。差异在于：欧洲学者以数学为自然哲学之钥（伽利略谓"自然之书以数学文字写成"），而中国智识传统重体悟与实用（如《天工开物》之技术实录）。此乃思维范式之分野，非简单"愚昧"可断。

三、文化自觉与文明对话
何先生痛陈当代学人"两极分化"之弊，诚为的论。然需明辨：传统非化石，乃流动之江河。章太炎《国故论衡》倡"以国粹激励种性"，王国维则谓"学无新旧、无中西"。今日治学，当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非陷入"复古/崇西"之二元对立。希腊文明真伪之辩，尤需持守"多闻阙疑"（《论语·为政》）之态度。

结语
中西文明如参商二曜，各有轨辙。文艺复兴后欧洲科技之勃兴，与其城邦自治、商业传统密切相关；而中国明清之"内卷"，实为大一统帝国治理逻辑使然。历史比较非为厚此薄彼，而在鉴往知来。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云："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此语今日读之，尤觉深刻。

（全文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