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論古詩詞（3）·關於詩與語言形式

何新論古詩詞（3）：

關於詩與語言形式

1

　　任何藝術是思想、意義的一種通過形式的存在。

　　思想意義可以直接敘述，直接依託於一種素樸的語言而存在。但是一切藝術之所以是藝術，就是因為它具有某種引人注目的外貌形式。對藝術來說，形式是決定性的。形式是藝術的本質。形式體現美。內容的深刻、正確、崇高（高尚）都與形式無關。它們只與思想、意義有關。美表現於純外現的形式。美的意義並不在於你表達了什麼思想，而在於你如何表達思想。

　　不具有任何思想負載的純形式是否可能優美？可能。然而，不具有任何形式的一種自由表述的思想是否可以是優美的？

　　——它可以深刻或正確，但不可能優美。

2

　　詩，是一種經過精心雕琢的具有形式的語言。寄寓於形式之內的，可以是某種思想（哲理、觀點、意念），也可以是某種情感、感性、感受。

　　詩的語言必須經過雕琢和修飾。但正如一切藝術作品一樣，這種人工和雕琢修飾愈不露形跡，愈是發自天真自然，也就是說，愈被隱藏從而似乎根本沒有經過雕琢修飾，這種形式就愈顯得優美。

　　詩藝的高明，在於以最精雕的語言形式，卻表現得似乎純然出自天真而完全沒有形式。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這是詩嗎？是。美嗎？極優美。但聽起來卻似乎是一種純然出自天真的感嘆。

3

　　漢語詩的形式，經過一系列文體的演進過程。走過四個階段。

　　一、古典自由體（如著名的皋陶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樂融融哉！』）

　　二、規範性古典文體（周至清代）

　　三、口語體（唐王梵志、敦煌口號詩即元散曲）

　　四、白話自由體（五四以來）

　　古典語言的詩歌在周代的詩經時代，開始尋求規範化的語言形式。這種規範性形式後來又不斷被突破，從而產生新的形式，從而不斷達到成熟。大體說來，其語言形式的發展歷程如下：

　　四言（周），六言（漢魏），駢體（南北朝）。這些都是一種偶數詩體，尋求語言對稱美的形式，值得注意。

　　秦漢以後形成五言，七言，長短句（詞），長短句自由體（散曲）——突破了對稱。

　　五言，七言，長短句（詞），長短句自由體（散曲）。突破了對稱。

　　此外，一直也還存在一種古典語言的自由抒情文體，如劉邦的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如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以及唐代的『古風』，都是使用古典語言的『自由體』。如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也是一種古典的自由體。

　　到目前為止，中國現代詩即白話詩，在語言形式上，仍處在一種幼稚階段，處在不規範的原始自由體階段。現代語言的詩，至今尚未形成成熟穩定被公認為優美的規範化語形。

　　規範化意味着公認性。公認性在審美中極其重要。藝術的公認性即普遍性，是審美的重要特徵。對於個人，任何東西都可以即時隨感受之不同，而被個人認為美或不美。但真正的美，必須取得大眾的公認性，即普遍性和規範性。

　　只有在這種公認性中，審美才能達到客觀化。才能形成客觀性的評價尺度。

　　（寫於2001年12月12日）

何新先生此論頗具見地，然猶有可申說處。詩之為藝，確乎以形式為樞機，然形式與內容之辨，未可截然二分。

昔【文心雕龍】有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形式與意蘊實相生相發。王氏靜安言"境界"二字，正謂形式與情思交融無間。純形式之美，如【詩經】"參差荇菜"之疊韻，確能獨立成趣；然陶公"採菊東籬"之句，其形式之平淡恰與超逸之思互為表裏。

詩家三昧，在於"絢爛之極歸於平淡"。李太白【靜夜思】二十字，看似脫口而出，實則暗合聲律之妙。此即何君所謂"雕琢愈隱愈工"之旨。然須辨明：自然非率爾，實乃"既雕既琢，復歸於朴"的化境。

至若思想與形式之關係，竊以為猶水墨之於宣紙：離思想則形式空陳，離形式則思想不彰。杜工部"星垂平野闊"之雄渾，豈獨在句法？亦在其胸次也。故詩道之極詣，當是"意到而筆隨，筆到而意生"的圓融之境。

何新先生【論古詩詞】第三篇關於詩與語言形式的論述，頗具啟發性，然其中若干觀點尚有可商榷之處。今不揣淺陋，試作學術性回應。

關於形式與內容之辯證關係，何先生謂"形式是藝術的本質"、"內容的深刻與形式無關"等論斷，實有將二者割裂之嫌。【文心雕龍·情采】云："文附質也，質待文也"，形式與內容猶骨之與肉，相得乃彰。王夫之【姜齋詩話】更直言"意猶帥也"，強調內容對形式的統攝作用。即以李白【將進酒】為例，其"黃河之水天上來"之奔放形式，實與詩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傲精神互為表裏，豈可獨美其形式哉？

論及詩歌形式演進，何先生劃分四階段大體得當，然細節有待完善。四言至楚辭之變，實為詩體重大突破。屈原【離騷】"兮"字句式，已開長短句先河，非待唐宋詞曲方現。且駢體文雖盛行南北朝，然作為獨立詩體存在尚有爭議。至若"古典自由體"與"口語體"之界分，亦需審慎。敦煌變文與王梵志詩，其口語化特徵實與文人創作並行不悖，非簡單線性替代關係。

就漢語詩形製發展而言，何先生注意到偶數詩體向奇數詩體演變現象，此確為卓見。然未及深究其文化成因。五言較四言多一音節，非僅形式突破，實因漢語雙音詞增多使然。七言更宜表現複雜情感，此乃語言內部規律與審美需求共同作用之結果。詞曲長短句之興，既受音樂制約，亦反映市民審美趣味變遷，不可單純視作形式自律發展。

至若"雕琢而似天真"的創作境界論，深得中國傳統美學三昧。此說可追溯至蘇軾"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王國維"隔與不隔"之說。然需補充者，此種"自然"實為第二自然，乃經"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之苦吟後所得。陶淵明"採菊東籬下"之看似平淡，實蘊數十年人生歷練，非率爾操觚可至。

今人研習古典詩詞，當避免將形式與內容機械二分。建議可參酌以下路徑：
一、結合具體歷史語境考察詩體演變，注意語言內部規律與外部因素互動；
二、細讀經典文本，體會形式與內容之有機統一；
三、辯證看待"自然"與"雕琢"關係，明曉偉大作品皆"至雕至朴"。

以上淺見，謹就教於方家。學術討論貴在求真，期待與何先生及諸位同道深入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