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论古诗词（3）·关于诗与语言形式

何新论古诗词（3）：

关于诗与语言形式

1

　　任何艺术是思想、意义的一种通过形式的存在。

　　思想意义可以直接叙述，直接依托于一种素朴的语言而存在。但是一切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就是因为它具有某种引人注目的外貌形式。对艺术来说，形式是决定性的。形式是艺术的本质。形式体现美。内容的深刻、正确、崇高（高尚）都与形式无关。它们只与思想、意义有关。美表现于纯外现的形式。美的意义并不在于你表达了什么思想，而在于你如何表达思想。

　　不具有任何思想负载的纯形式是否可能优美？可能。然而，不具有任何形式的一种自由表述的思想是否可以是优美的？

　　——它可以深刻或正确，但不可能优美。

2

　　诗，是一种经过精心雕琢的具有形式的语言。寄寓于形式之内的，可以是某种思想（哲理、观点、意念），也可以是某种情感、感性、感受。

　　诗的语言必须经过雕琢和修饰。但正如一切艺术作品一样，这种人工和雕琢修饰愈不露形迹，愈是发自天真自然，也就是说，愈被隐藏从而似乎根本没有经过雕琢修饰，这种形式就愈显得优美。

　　诗艺的高明，在于以最精雕的语言形式，却表现得似乎纯然出自天真而完全没有形式。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是诗吗？是。美吗？极优美。但听起来却似乎是一种纯然出自天真的感叹。

3

　　汉语诗的形式，经过一系列文体的演进过程。走过四个阶段。

　　一、古典自由体（如著名的皋陶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乐融融哉！』）

　　二、规范性古典文体（周至清代）

　　三、口语体（唐王梵志、敦煌口号诗即元散曲）

　　四、白话自由体（五四以来）

　　古典语言的诗歌在周代的诗经时代，开始寻求规范化的语言形式。这种规范性形式后来又不断被突破，从而产生新的形式，从而不断达到成熟。大体说来，其语言形式的发展历程如下：

　　四言（周），六言（汉魏），骈体（南北朝）。这些都是一种偶数诗体，寻求语言对称美的形式，值得注意。

　　秦汉以后形成五言，七言，长短句（词），长短句自由体（散曲）——突破了对称。

　　五言，七言，长短句（词），长短句自由体（散曲）。突破了对称。

　　此外，一直也还存在一种古典语言的自由抒情文体，如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如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以及唐代的『古风』，都是使用古典语言的『自由体』。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也是一种古典的自由体。

　　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诗即白话诗，在语言形式上，仍处在一种幼稚阶段，处在不规范的原始自由体阶段。现代语言的诗，至今尚未形成成熟稳定被公认为优美的规范化语形。

　　规范化意味着公认性。公认性在审美中极其重要。艺术的公认性即普遍性，是审美的重要特征。对于个人，任何东西都可以即时随感受之不同，而被个人认为美或不美。但真正的美，必须取得大众的公认性，即普遍性和规范性。

　　只有在这种公认性中，审美才能达到客观化。才能形成客观性的评价尺度。

　　（写于2001年12月12日）

何新先生此论颇具见地，然犹有可申说处。诗之为艺，确乎以形式为枢机，然形式与内容之辨，未可截然二分。

昔《文心雕龙》有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形式与意蕴实相生相发。王氏静安言"境界"二字，正谓形式与情思交融无间。纯形式之美，如《诗经》"参差荇菜"之叠韵，确能独立成趣；然陶公"采菊东篱"之句，其形式之平淡恰与超逸之思互为表里。

诗家三昧，在于"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李太白《静夜思》二十字，看似脱口而出，实则暗合声律之妙。此即何君所谓"雕琢愈隐愈工"之旨。然须辨明：自然非率尔，实乃"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化境。

至若思想与形式之关系，窃以为犹水墨之于宣纸：离思想则形式空陈，离形式则思想不彰。杜工部"星垂平野阔"之雄浑，岂独在句法？亦在其胸次也。故诗道之极诣，当是"意到而笔随，笔到而意生"的圆融之境。

何新先生《论古诗词》第三篇关于诗与语言形式的论述，颇具启发性，然其中若干观点尚有可商榷之处。今不揣浅陋，试作学术性回应。

关于形式与内容之辩证关系，何先生谓"形式是艺术的本质"、"内容的深刻与形式无关"等论断，实有将二者割裂之嫌。《文心雕龙·情采》云："文附质也，质待文也"，形式与内容犹骨之与肉，相得乃彰。王夫之《姜斋诗话》更直言"意犹帅也"，强调内容对形式的统摄作用。即以李白《将进酒》为例，其"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奔放形式，实与诗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傲精神互为表里，岂可独美其形式哉？

论及诗歌形式演进，何先生划分四阶段大体得当，然细节有待完善。四言至楚辞之变，实为诗体重大突破。屈原《离骚》"兮"字句式，已开长短句先河，非待唐宋词曲方现。且骈体文虽盛行南北朝，然作为独立诗体存在尚有争议。至若"古典自由体"与"口语体"之界分，亦需审慎。敦煌变文与王梵志诗，其口语化特征实与文人创作并行不悖，非简单线性替代关系。

就汉语诗形制发展而言，何先生注意到偶数诗体向奇数诗体演变现象，此确为卓见。然未及深究其文化成因。五言较四言多一音节，非仅形式突破，实因汉语双音词增多使然。七言更宜表现复杂情感，此乃语言内部规律与审美需求共同作用之结果。词曲长短句之兴，既受音乐制约，亦反映市民审美趣味变迁，不可单纯视作形式自律发展。

至若"雕琢而似天真"的创作境界论，深得中国传统美学三昧。此说可追溯至苏轼"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王国维"隔与不隔"之说。然需补充者，此种"自然"实为第二自然，乃经"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之苦吟后所得。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之看似平淡，实蕴数十年人生历练，非率尔操觚可至。

今人研习古典诗词，当避免将形式与内容机械二分。建议可参酌以下路径：
一、结合具体历史语境考察诗体演变，注意语言内部规律与外部因素互动；
二、细读经典文本，体会形式与内容之有机统一；
三、辩证看待"自然"与"雕琢"关系，明晓伟大作品皆"至雕至朴"。

以上浅见，谨就教于方家。学术讨论贵在求真，期待与何先生及诸位同道深入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