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行為還是環境變遷？—小珠山貝丘遺址動物考古學研究新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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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行為還是環境變遷？—小珠山貝丘遺址動物考古學研究新思考

（本文電子版由作者提供，作者：呂鵬 賈笑冰 金英熙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於：【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人類行為還是環境變遷？——小珠山貝丘遺址動物考古學研究新思】學術述評

呂鵬研究員領銜的這項研究，以遼東半島小珠山貝丘遺址為樣本，通過動物考古學視角重新審視史前人類活動與環境互動的複雜關係，其學術價值可自三方面論之：

一、方法論之創新
研究團隊採用"骨骼單元定量統計法"與"死亡年齡譜系分析法"，突破傳統貝丘遺址研究的描述性局限。尤其對牡蠣、蛤等軟體動物生長線的顯微觀測，將環境信息提取精度提升至季節尺度，此技術路徑深合【考工記】"審曲面勢"之要義，體現了多學科交叉的現代考古學趨勢。

二、人地關係之辯證
遺址中鹿科動物年齡結構的突變（第Ⅲ文化層幼體比例驟增），與同期貝類殼體δ¹⁸O值顯示的鹽度變化形成互證。研究者未簡單歸因於氣候變遷，而是提出"資源壓力-狩獵策略調整"的連鎖反應模型，此論與【孟子】"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的生態智慧暗合，揭示了新石器時代人類已具備動態適應能力。

三、文明演進之啟示
研究指出第Ⅳ文化層出現的家豬骨骼與海產資源衰減存在約150年的滯後期，這一發現恰可印證【淮南子】"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的警示。先民並非被動承受環境壓力，而是通過馴化技術實現生存策略轉型，這種"危機-創新"模式對理解農業起源具有範式意義。

該研究猶有可深化之處：若能將動物考古數據與同遺址孢粉分析結果進行空間疊合，或可構建更高分辨率的人地關係圖譜；另可借鑑【齊民要術】所載傳統生態知識，探討史前資源管理技術的文化傳承。

要之，此項研究超越了"環境決定論"與"文化決定論"的二元對立，為理解中國東部沿海史前文明演進提供了新的認知框架，其學術價值當與張光直先生提出的"交互作用圈"理論並觀。未來研究若能引入更多社會複雜化指標，或將揭示環境變遷與文化響應間更豐富的互動機制。

（全文798字）

小珠山貝丘遺址動物考古學研究之辯證芻議

【南方文物】2017年所刊呂鵬、賈笑冰、金英熙三位學者之文，以「人類行為抑或環境變遷」為綱，探究小珠山貝丘遺址動物遺存所蘊之歷史密碼，誠為考古學與歷史人類學交融之典範。今試以國學視角，輔以「天人相參」之理，略陳管見。

一、 「制天命而用之」：人類行為的能動性
【荀子·天論】云：「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小珠山貝丘所見鹿、豬等動物骨骼之年齡結構、宰割痕跡，恰為「制天命」之實證。先民擇幼獸而獵、取牡貝而食，非徒「靠天吃飯」，實乃「順時取用」的理性選擇。此與【周禮·天官】「庖人掌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之制暗合，彰顯先秦「時禁」思想之濫觴。

二、 「天地革而四時成」：環境變遷的制約性
【周易·革卦】曰：「澤中有火，革。」若遺址上層海生貝類比例驟減，或折射海岸線推移之「革」。先民食性由「澤」轉「陸」，非必因技術革新，實乃「水潦降，不獻魚鱉」（【禮記·王制】）之環境倒逼。此與【管子·度地】「水不可量，則民失其可食」相呼應，足見「天工」與「人巧」之博弈。

三、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研究範式之新思
國學素重「格物致知」，小珠山動物考古若參以【爾雅·釋獸】之分類智慧、【月令】四時漁獵之制，或可更立體還原「人—獸—境」互動。如貝丘堆積層位與【夏小正】「正月啟蟄，獺祭魚」之記載對讀，可辨自然節律與人文規制之消長。

結語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天論】），小珠山之案例啟示吾輩：人類行為與環境變遷，猶陰陽二氣之相推，非此消彼長，實互為其根。未來研究倘能融考古實證於傳統「三才」之道（天、地、人），則「動物考古」亦可為「究天人之際」之鎖鑰矣。

（全文約780字）

按：本文以經史為基，援引【周易】【禮記】等典籍，旨在闡發考古發現與傳統智慧的互鑒。學者若欲深究，可循【周禮】【管子】等文獻進一步考索「人地關係」之古典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