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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话] 李国文·『隐侯』沈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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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 發表於 2017-11-8 10:48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隐侯』是南朝宋、齐、梁时诗人沈约死后的谥封。

这个『隐』字,不算体面,是个具有贬意的谥。那是他早年的文友,后来的帝王梁武帝萧衍所定夺,陛下发话,谁敢违拗,这倒也说明沈约在文学和史学上地位显赫,但他健在时人缘不佳,竟无一位要员,为他辩白一下。历史有时爱开玩笑,将两个不相干的人拉到一起,譬如沈约和萧衍。然后,有了故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沈约体质很差,最终竟因帝王的威风,惊恐而亡。文人被吓,常事,被吓死,罕见。其实,南朝政权更迭飞快,萧齐朝存世只有23年,换了七个皇帝,按这样改朝换代的速度,他是有机会翻案的,可这个萧衍活了八十多岁,称帝四十多年,这样,沈约连平反的机会也等不到,隐侯就这样当定了。

萧衍相当自负,最后,他把自己夺来的江山丢了,他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能说出这种大气之言,说明他最后败了仍不失为一条汉子。他看不上沈约,尽管沈是文坛盟主,自始至终没放在眼里,对其评价不高,四个字,『为人轻脱』。所谓『轻脱』,辞典上的解释为『轻佻』,这是现代词汇,不足说明沈约。此语本出〖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轻则寡谋,无礼则脱』,杜预注:『脱,易也』,就知道他心底里对此公的蔑视了。沈约一生,诗写得很好,人做得很差,一是太容易转变立场,二是缺乏最起码的节操,三是自以为得计,总自我感觉良好。凡文人,皆聪明,不聪明,无以成文人。沈约太聪明了,聪明过头,便自作聪明,随风转篷,投机取巧,把持不住自己,是他一生的致命伤。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人。因为他的『四声八病』说,为后代格律诗起到规范作用,在南朝文学史上称得上重镇。当下,很多人爱写几句旧体诗,以示学笥赡博,但平仄不通,焉谈四声?八病未除,何来格律?大都经不起推敲,除了五言五个字,七言七个字,没有犯算术错误,余下就无一是处了,遂为识者诟病。萧衍未称帝前,也写诗,称帝后,更写诗,此人甚至不辨四声,颇不赞成沈约主导的永明体潮流,后来篡齐为梁,成就王霸之业,对格律说,『武帝雅不好焉』。这可能是他与沈约积不相能的所在。因此,中国历史上,出了一个写诗的皇帝,对当时的诗人而言,绝非福音。好在,早期的萧衍在文学上尚属大器,你写你的,我不理你,我写我的,你也不要理我。当然,人是复杂的多棱体,大器是一面,小气也是一面,而小人,则是另一面。后来,贵为帝王之尊,就缺乏最起码的容人之量了。这不奇怪,一个小八腊子,登上高位,骤得富贵,马上狗脸生霜,六亲不认,何况萧衍?

此时为萧齐朝,齐武帝萧赜的次子,竟陵王萧子良,位居宰执高位,是个没有什么本事和才气,却要做出有本事和才气样子的怂包。由于其兄已故,萧赜立太孙萧昭业为东宫。尽管如此,长子继承权和兄终弟及,在理论上都可作为嗣君选项,于是他觉得自己有戏,心中痒痒不已。因而网罗一批文人为他马屁,这也是自古以来无良政客,耐不得寂寞,便附庸风雅,文墨造势,揽求盛誉,猎取大名的通病。那时尚未发迹,诗名平平,文名一般的萧衍,与沈约、范云、谢朓、王融等大腕同游,号称『竟陵八友』。少不了有一点文青式的自惭形秽,也是人之常情。那八位文友,也是看中这支强劲的潜力股,各怀鬼胎,使劲巴结,不遗余力。而沈约与萧子良的诗为友,诗为政的文字交往,也是肉麻而有趣的。

这年,为永明十一年(493),沈约47岁,萧衍24岁。卓有文名的沈约,一向很牛,有理由不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放在眼里。文人聚会,名望是很重要的衡量砝码。沈约凭举足轻重的老牌子,大家不得不高山仰止。有的老先生常常把别人对他年长几岁的尊重,当成是对他文学成就的敬畏,于是产生感觉误区,端一点架子,即使住进医院,还要在病房里端坐着等别人向他致敬,这当然是演戏了。其实,名望这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其徒众拱起来的一股虚火。一时的火,不等于一世的火,一世的火,不等于隔代文学史上的火。可沈约太高看自己了,再加上他的士族情结,等于火上浇油。同为八友,其实萧衍与谢朓同龄,王融甚至还小萧衍两岁,但沈约与这两位王谢子弟亲近,热脸相迎,谈笑风生,而疏离萧衍,常请他坐冷板凳。南朝承袭魏晋余风,看重门第,别看萧衍的祖父,为齐高祖萧道成族弟,萧道成篡宋为齐,跟着成为新兴皇族。但在士族出身的沈约看来,不过是刚学会打领带的土豪而已。蔑视的眼光,冷漠的脸色,老先生难免不形诸于色,恐怕是沈约死后得到隐侯贬谥的远因。

谁知长期卧病的齐武帝萧赜,突然病危,昏厥过去,如同死去。司马光〖资治通鉴〗称这种现象为『蹔绝』,胡三省注解『气暂绝而不息也。』这就是说齐武帝虽死而脉息未断。『竟陵八友』之一的王融,做梦也想三十岁前作公辅的小野心家,竟然『戎服绛衫』地武装起来,矫诏称旨,拥立萧子良。偏偏此刻萧赜回光返照,还问太孙安在?而他钦定的继承人萧昭叶,正被王融挡在中书省,『断东宫仗不得进。』这小子敢养死士,居然创造出来难得的政治真空,问题在于萧子良太过窝囊,名正言顺奉诏在宫内伴驾的他,只消将其老子了结,就此上位,岂不顺理成章?可这个脓包,关键时刻怂了。正在这时,西昌侯萧鸾(萧道成的侄子)适时赶到,率重兵簇拥太孙进宫,谁也奈何不得。萧赜一见他,只说一句话,要他辅太孙登位,然后两眼一翻,死了。于是,王融政变未遂,坐牢等着杀头;萧子良失宠,最后疑虑而亡,竟陵八友,作鸟兽散;沈约、范云等皆外放,逐出建康。只有萧衍成为萧鸾的第一亲信,自此青云直上。

这可让善于精算的沈约,关起门来自打耳光不及。后来,才明白过来,大家在宰相府马屁萧子良的时候,他萧衍已经与西昌侯萧鸾暗通款曲。所以说,为文人者,装傻,是有的,偶尔犯傻,也是有的,真正的傻子是不存在的。老前辈赶紧觉悟,放着眼前这支绩优股,不加大进仓,更待何时。从沈约后来为〖萧衍文集〗写的长序,为佞佛的萧衍而写那些宣扬佛法的文章,以及赞颂萧衍的诗词看,其卖力程度,可谓使出浑身解数。凡文人,无不清高,但是,凡文人,也无不有一两页见不得天日的历史,中国人讲恕道,不大揭穿罢了。而沈约之流,以为天下人皆不明底里,竟乐此不疲。

最受不了沈约这种变化,莫过于其好友山人陶弘景了。这位茅山道士,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不好好做自己,而偏要做别人心目中的那个自己,总要扮演一个角色,那是多累多苦多不自由的差事啊!最为甚者,这位大文人,连信仰也为迎合萧衍,由道教改为佛门。老兄,转舵太快,是会翻船的。后来,听说沈约吓死了,写了一首特有感情的诗怀念他,『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也为他『轻脱』的一生惋惜。陶弘景,『山中无所有,岭上白云多』,闲云野鹤一个,自然就看淡物质世界。哪里知道这位入世太深的好友,陷进名利场中,不能自拔,也就只好跟他分道扬镳。

新国人 發表於 2025-5-3 03:53 | 顯示全部樓層
论沈约之"隐":一个被历史误读的谥法案例

沈约谥号"隐侯"一事,历来被视为梁武帝萧衍对其人格的贬斥。然细考谥法源流,"隐"字本具多重意蕴。《逸周书·谥法解》云:"隐拂不成曰隐,不显尸国曰隐,见美坚长曰隐。"其中"见美坚长"一条,实含褒义。萧衍择此谥号,未必纯然出于贬抑。

沈约在齐梁易代之际的政治选择,常被诟病为"轻脱"。然身处乱世,文人进退本属两难。其主持修撰《宋书》,开创"带叙法"之体例;创制"四声八病"说,奠定近体诗格律基础。这些成就,岂是"轻脱"二字可尽概?《文心雕龙》所谓"文变染乎世情",沈约的学术创新,恰是应对时代变革的智慧结晶。

萧衍以"为人轻脱"评沈约,实折射出帝王对文人的复杂心态。沈约编纂《宋书》时处理"禅让"笔法之谨慎,参与萧衍代齐过程中的积极谋划,均显示其政治智慧。所谓"轻脱",或许正是文人在权力场域中必要的生存策略。庾信《哀江南赋》云"天道周星,物极不反",沈约的处境,正是南朝士人在政权更迭中普遍面临的困境。

"四声八病"说的创立,实为汉语诗学的重要革命。钟嵘《诗品》虽批评其"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但不可否认这一理论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萧衍"雅不好焉"的态度,与其说是审美差异,不如视为权力对学术自主性的压制。帝王与文坛盟主的关系,在此显现出微妙的张力。

沈约谥"隐"的悲剧性,在于其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依附权力的宿命。这种依附关系,既催生了学术创新(如沈约的音韵研究),也造成了人格异化(如政治上的"轻脱")。钱穆先生曾言:"中国知识分子之可贵,正贵在其能自隐。"沈约之"隐",或许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复杂体现,值得后人以更辩证的眼光重新审视。
琪思亂想 發表於 2025-5-19 08:48 | 顯示全部樓層
论沈约之"隐":一个文人的政治困境与历史宿命

沈约谥号"隐侯"一事,实为南朝文人与皇权关系之典型案例。"隐"字之谥,表面看是萧衍对沈约人品的贬斥,深层则反映了南朝士人在动荡政局中的生存困境。沈约历仕宋、齐、梁三朝,其政治立场之"轻脱",实为乱世文人的无奈选择。萧衍以"为人轻脱"四字评之,看似刻薄,却道出了沈约在政治漩涡中难以自持的窘境。

沈约之文学成就毋庸置疑。其"四声八病"之说,奠定了中国格律诗的理论基础,可谓开千年诗法之先河。然其政治操守屡遭诟病,从拥戴萧鸾到依附萧衍,每次改朝换代皆能全身而退,这种"识时务"的智慧,在道德至上的传统评价体系中自然难获好评。但需知,南朝政权更迭如走马灯,士人若一味守节,恐难存活。沈约之"轻脱",实为乱世生存之策略。

萧衍对沈约的压制,折射出帝王与文人的复杂关系。萧衍自身亦为文人出身,却对文坛盟主沈约始终心存芥蒂。这种矛盾心理,源自帝王对文化话语权的掌控欲望。萧衍虽"雅不好"沈约的声律理论,却无法否定其文学成就,只能通过谥号这种象征性惩罚来宣泄不满。沈约最终"惊恐而亡",正是文人面对绝对皇权时的典型悲剧。

沈约的遭遇揭示了一个历史悖论:文人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往往不得不妥协变通;而过度"聪明"的权变,又会导致道德形象的崩塌。沈约在文学与政治间的失衡,使其成为后世议论的焦点。其人生轨迹,实为传统士人在"道统"与"政统"夹缝中艰难求存的缩影。

回望沈约之"隐",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的荣辱得失,更是整个南朝士人群体在乱世中的集体困境。历史评价往往苛责个人而忽略时代背景,沈约的"轻脱"之评,或许应该放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特殊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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