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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夏道统里，关于理、法、德三者的关系是有明确关系的。法即法律，德即人道，理即天理。法律要符合人道，而人道又必须符合天理。 这是一个递进的关系，透过这个关系，可以观察人类政权历史的推演过程。在一个政权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是缺乏其一，或者缺乏其二，或者三者皆无的。 唱响满清为何在现代还有市场？满清作为一个蛮夷对华夏的殖民政权，其对华夏的人文学术系统进行了破坏性的篡改。而其对华夏民族的残酷屠戮，及其统治能力的低下，非只见诸本国的历史著作，更有外国历史著作的佐证，面对这样一个毫无人道可言的政权，现代的汉人为何仍然迷恋之？ 这当然是有心者故意扭曲历史，进行美化所致。然而，这些故意的扭曲，却往往建立于一些该政权仅有的值得称道的政绩之上，这是这种扭曲美化仍然深得人心的根本原因。 这些仅有的值得称道的政绩，虽然少，却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比如疆域，为何这么残酷的政权却能维持如此大的疆域，进行了近三百年的稳定统治？ 又比如国民生产总值，有史料证实，该殖民政权的确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长足发展。这是一个残酷的政权所能做到的吗？ 其实大家都混淆了一点，那就是，该政权的残酷评价，是建立在人道标准之上作出的，而我们对该政权的鄙弃，仍旧是出于其对人文学术系统的破坏。 然而，在法、理两方面，这个殖民政权却做的并不差。这与当朝很相似。在法治上，维持白色恐怖的统治，在天理上，以利令天下，克意淡化华夏的治统与道统，稳定了人心，在人道上，扭曲人文伦理学说，以器用这个道家天理潜化代替儒家的人道，基本上消除人道阶段。 也就是说，满清，实际上是认可天理，认可法治的，只是其对法治的认知，并不是现代的法治，而是以人治（帝、王意志）为根本，不断地根据时势，合成适应时情当地的王法。这是其能达维持庞大疆域统治，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所在。 这也是阎崇年之类的人物用以迷惑十几亿汉人的重要手段，然而，我们对满清的批判，一直是以人道为标准的。 再看美国，美国与满清有相似之处，都没有人道阶段，或者说人道阶段十分短暂。可以预见，由人文陷落直接进入法治失效，是美帝衰落的根本。 以上是对某些政权的总体分析，深入来看，一个政权，从其建立到瓦解，基本是如此的过程：立理，立法，立德，失德，失法，失理。这是一个循环过程。 立的过程，是一个相互消长，相互诠释的过程。比如立理，是对无理状态的时势诠释，而立法，即是对病理的消除，对合理的促进、诠释的过程。这个过程占据整个政权九成的时期。 失的过程，即是一个衰化的过程。衰化的过程，并不是病理得不到消除纠误，而是各部位的自我变异。如失德，虽然礼制，伦理是人类向往的，然而，任何一种礼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都会产生变异，像宗族制度，就是一种德治制度，在建立之初，对社会的发展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在政权的中后期，最先变异，导致社会恶化的，却也是其。又如法治，不管是初级阶段的人治，还是全面法治，其後续发展，都必然导向各种腐败，如人治阶段容易导致贪污，而全面法治，容易导致行政失效，西方的全面法治，由于其选举制度，还出现癌症晚期般的民粹化。这个过程相对而言是非常短暂，正所谓病来如山倒，非止于人，对政权亦是如此。 从欧美的历史来看，法治阶段已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一些导致行政失效的法治，需要以人文学术的形式进行纠误。然而，由于欧美人道理论的发展并不健全，而且其文明史基本是一部法治的历史，对人性的关怀并不深入。比如，欧美社会更关注个性，个体，即便是社会福利，也建立于集体对个体的付出之上，却并不关注个体对于集体的责任与付出。 像美国社会，以利令天下，导致社会公平正义丢失，而法治又进入衰化期，关键时刻，却人文缺位，暴力，享乐等主导整个社会上中下所有的阶层，法治直接进入民粹化。如果说美国的历史是300年，那么，可能其衰化期也就那么二三十年。 这是中国当前需要进行紧急反腐，并确立法治，向德治结合法治进发的根本原因。 这也是华夏正统，为何会成为我们的文化自信的根本所在。华夏正统是人类唯一的人文学说，其完整系统化的儒学伦理学术，如果得到充分的发展及应用，必将缔结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 而道家的天道，即以器用代替利益，作为华夏社会的天理原则，塑造了华夏民族的独特性质。避开了利令天下，导向的人性恶化的弊端。 统而言之，中国社会要踏上长久的安康大道，除积极吸收西方现代法治理念，儒道俱不可废，而中国对西方的法治的吸收，必须融合于华夏正统的人文学说，这是立法之後，可以进入立德阶段的前提，比如必须放弃全民普选制度。 对本帖及本理论的引述请注明出处及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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