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小雙橋商代都邑布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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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小雙橋商代都邑布局探索

（來源：中國考古網　作者：侯衛東 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原文刊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6年第9期）

鄭州小雙橋商代都邑布局的禮制意蘊與文明探賾

鄭州小雙橋遺址作為商代中期的重要都邑遺址，其布局特徵不僅反映了早期城市的空間規劃智慧，更蘊含着深厚的禮制內涵與文化密碼。從現有考古材料觀之，該遺址呈現出"宮廟居中、作坊環列、墓葬分區"的典型商代都邑格局，這種空間秩序實為"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周禮·考工記】）政治理念的物質呈現。

在建築基址的分布上，小雙橋遺址遵循了"擇中而立"的營國傳統。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群位於遺址核心區，其方位選擇暗合"王者必居天下之中"（【荀子·大略】）的政治哲學。尤為值得注意的是，F1基址呈現出的"前朝後寢"格局，與殷墟乙組基址一脈相承，表明商代宮室建築已形成制度化的空間序列。這種建築規制不僅具有實用功能，更是"明尊卑，別上下"（【禮記·樂記】）禮制觀念的物質載體。

手工業作坊的布局同樣體現着嚴格的制度設計。鑄銅、制骨等作坊區與核心建築保持特定距離，這種空間隔離既符合"百工居肆"（【論語·子張】）的生產需求，又暗含"君子不器"（【論語·為政】）的等級觀念。特別是鑄銅作坊的選址，可能考慮到"金曰從革"（【尚書·洪範】）的五行思想，將涉及金屬冶煉的生產活動置於特定方位。

祭祀遺存的分布最具禮制深意。牛頭坑、牛角坑等祭祀坑的排列方式，與甲骨文記載的"卯三牛"、"沉十牛"等祭祀儀軌相印證。這種以空間方位表現祭祀等級的現象，正是"祭不欲數，數則煩"（【禮記·祭義】）禮制原則的具體實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人牲遺蹟的發現，其與建築基址的空間關係，可能反映了"奠基"、"安門"等營建禮儀。

墓葬區的空間組織同樣遵循嚴格的禮制規範。不同等級的墓葬分區而葬，墓向、規模、隨葬品組合的差異，生動詮釋了"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禮記·檀弓】）的喪葬觀念。貴族墓與平民墓的空間區隔，正是"民不祀非族"（【左傳·僖公十年】）宗法制度的物質表現。

小雙橋都邑布局中體現的"中心-邊緣"空間模式，實為商代"內服-外服"政治制度的空間投射。這種將政治秩序物化為空間秩序的做法，開創了中國古代都城"象天法地"規劃傳統的先河。遺址中軸線意識的萌芽，更為後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都城制度奠定了基礎。

要之，小雙橋遺址的空間布局不僅是實用功能的簡單組合，更是商代禮制思想、宇宙觀念和政治制度的物質結晶。這種將抽象禮制具象化為空間秩序的做法，體現了早期中國"器以藏禮"（【左傳·成公二年】）的文化特質，為理解商代文明提供了重要的空間維度。

鄭州小雙橋商代都邑布局的考古學觀察

鄭州小雙橋遺址作為商代中期重要都邑遺址，其布局特徵反映了商文明由二里崗向殷墟過渡階段的關鍵性轉變。從考古材料觀之，該遺址呈現出"宮廟分離、功能分區"的顯著特徵，與鄭州商城"宮廟一體"的格局形成鮮明對比，實為商代都邑制度演變的重要節點。

一、空間格局的禮制化轉向
遺址核心區發現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F1）呈"回"字形布局，東西寬13.5米，南北殘長25米，其形制已具備後世"前朝後寢"的雛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相距約200米處發現的祭祀坑群（H29、H30等）出土青銅建築構件與牛頭祭牲，印證【禮記·祭法】"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的記載。這種將祭祀區與宮室區明確分離的規劃，標誌着商代中期禮制空間開始系統化建構。

二、手工業布局的專業化特徵
遺址西部分布有鑄銅作坊區（發現陶范、銅渣）、制骨作坊區（出土鋸割痕跡的骨料）及陶窯群，其規模雖不及鄭州商城，但專業化程度顯著提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鑄銅區與宮室區保持約500米的緩衝距離，這種"工不褻官"的空間安排，既符合【考工記】"匠人營國，面朝後市"的規制，也體現了生產管理的制度化。

三、都邑防禦體系的演進
遺址外圍發現的斷續壕溝（寬8-10米）與二里崗期連續城壕形成對比，這種"虛其外圍而實其中"的防禦策略，可能與商王室經略重點轉向東方有關。考古所見夯土台基普遍採用"先挖基槽再分層夯築"的工藝，其技術標準較二里崗期更為規範，暗示着【尚書·盤庚】"奠厥攸居"的都城營建制度已趨成熟。

小雙橋遺址的布局變革，實為商代國家治理模式轉型的物質見證。從空間禮制化到生產專業化，再到防禦彈性化，這些特徵共同構成了殷墟都邑制度的先聲。該遺址的考古發現，不僅填補了商代中期都邑形態的空白，更為理解中國古代都城"從神權中心向王權中心"的演變軌跡提供了關鍵坐標。未來研究需着重關注其與洹北商城、鄭州商城的時空關係，以更完整把握商代都邑制度的動態發展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