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小双桥商代都邑布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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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小双桥商代都邑布局探索

（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侯卫东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9期）

郑州小双桥商代都邑布局的礼制意蕴与文明探赜

郑州小双桥遗址作为商代中期的重要都邑遗址，其布局特征不仅反映了早期城市的空间规划智慧，更蕴含着深厚的礼制内涵与文化密码。从现有考古材料观之，该遗址呈现出"宫庙居中、作坊环列、墓葬分区"的典型商代都邑格局，这种空间秩序实为"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周礼·考工记》）政治理念的物质呈现。

在建筑基址的分布上，小双桥遗址遵循了"择中而立"的营国传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位于遗址核心区，其方位选择暗合"王者必居天下之中"（《荀子·大略》）的政治哲学。尤为值得注意的是，F1基址呈现出的"前朝后寝"格局，与殷墟乙组基址一脉相承，表明商代宫室建筑已形成制度化的空间序列。这种建筑规制不仅具有实用功能，更是"明尊卑，别上下"（《礼记·乐记》）礼制观念的物质载体。

手工业作坊的布局同样体现着严格的制度设计。铸铜、制骨等作坊区与核心建筑保持特定距离，这种空间隔离既符合"百工居肆"（《论语·子张》）的生产需求，又暗含"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的等级观念。特别是铸铜作坊的选址，可能考虑到"金曰从革"（《尚书·洪范》）的五行思想，将涉及金属冶炼的生产活动置于特定方位。

祭祀遗存的分布最具礼制深意。牛头坑、牛角坑等祭祀坑的排列方式，与甲骨文记载的"卯三牛"、"沉十牛"等祭祀仪轨相印证。这种以空间方位表现祭祀等级的现象，正是"祭不欲数，数则烦"（《礼记·祭义》）礼制原则的具体实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牲遗迹的发现，其与建筑基址的空间关系，可能反映了"奠基"、"安门"等营建礼仪。

墓葬区的空间组织同样遵循严格的礼制规范。不同等级的墓葬分区而葬，墓向、规模、随葬品组合的差异，生动诠释了"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见也"（《礼记·檀弓》）的丧葬观念。贵族墓与平民墓的空间区隔，正是"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宗法制度的物质表现。

小双桥都邑布局中体现的"中心-边缘"空间模式，实为商代"内服-外服"政治制度的空间投射。这种将政治秩序物化为空间秩序的做法，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象天法地"规划传统的先河。遗址中轴线意识的萌芽，更为后世"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制度奠定了基础。

要之，小双桥遗址的空间布局不仅是实用功能的简单组合，更是商代礼制思想、宇宙观念和政治制度的物质结晶。这种将抽象礼制具象化为空间秩序的做法，体现了早期中国"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的文化特质，为理解商代文明提供了重要的空间维度。

郑州小双桥商代都邑布局的考古学观察

郑州小双桥遗址作为商代中期重要都邑遗址，其布局特征反映了商文明由二里岗向殷墟过渡阶段的关键性转变。从考古材料观之，该遗址呈现出"宫庙分离、功能分区"的显著特征，与郑州商城"宫庙一体"的格局形成鲜明对比，实为商代都邑制度演变的重要节点。

一、空间格局的礼制化转向
遗址核心区发现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F1）呈"回"字形布局，东西宽13.5米，南北残长25米，其形制已具备后世"前朝后寝"的雏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相距约200米处发现的祭祀坑群（H29、H30等）出土青铜建筑构件与牛头祭牲，印证《礼记·祭法》"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的记载。这种将祭祀区与宫室区明确分离的规划，标志着商代中期礼制空间开始系统化建构。

二、手工业布局的专业化特征
遗址西部分布有铸铜作坊区（发现陶范、铜渣）、制骨作坊区（出土锯割痕迹的骨料）及陶窑群，其规模虽不及郑州商城，但专业化程度显著提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铸铜区与宫室区保持约500米的缓冲距离，这种"工不亵官"的空间安排，既符合《考工记》"匠人营国，面朝后市"的规制，也体现了生产管理的制度化。

三、都邑防御体系的演进
遗址外围发现的断续壕沟（宽8-10米）与二里岗期连续城壕形成对比，这种"虚其外围而实其中"的防御策略，可能与商王室经略重点转向东方有关。考古所见夯土台基普遍采用"先挖基槽再分层夯筑"的工艺，其技术标准较二里岗期更为规范，暗示着《尚书·盘庚》"奠厥攸居"的都城营建制度已趋成熟。

小双桥遗址的布局变革，实为商代国家治理模式转型的物质见证。从空间礼制化到生产专业化，再到防御弹性化，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殷墟都邑制度的先声。该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填补了商代中期都邑形态的空白，更为理解中国古代都城"从神权中心向王权中心"的演变轨迹提供了关键坐标。未来研究需着重关注其与洹北商城、郑州商城的时空关系，以更完整把握商代都邑制度的动态发展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