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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資訊] 特別關注·王子今·『勒功燕然』的文化史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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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 發表於 2017-9-22 11:0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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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然山銘】

編者按

    近日,經中蒙兩國考古專家實地踏勘,此前在蒙古境內杭愛山發現的摩崖石刻初步確認為記錄東漢大破北匈奴的【燕然山銘】,為著名史學家班固所撰。燕然勒銘作為標誌軍事史、邊疆史、民族關係史重要事件的文化符號,長期為歷代提及稱頌,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現在,刻石實際遺存的發現及周邊相關歷史文化遺蹟的綜合研究,對於了解漢朝與匈奴之間的戰爭以及這一時期的民族地理、軍事地理和交通地理諸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

漢和帝永元元年(89年),漢朝遠征軍與南匈奴合擊北匈奴,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後漢書】卷四【和帝紀】記載:『夏四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鞮海。竇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北單于遣弟右溫禺鞮王奉奏貢獻。』【後漢書】卷二三的記述更為具體:『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各部『皆會涿邪山』,於是以『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北匈奴軍『崩潰,單于遁走』。竇憲軍追擊其殘部,『遂臨私渠比鞮海。』這一戰役『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北匈奴『八十一部率眾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竇憲、耿秉於是『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裏,刻石勒功,紀漢威德』。燕然山『刻石勒功』的文字由班固起草。燕然勒銘成為標誌軍事史、邊疆史、民族關係史重要事件的文化符號,長久為歷代銘記。近期這處刻石實際遺存的發現,對於注意相關歷史文化進程的人們,無疑是好消息。

1、上古刻石紀功傳統

【宋書】卷六四【謝元傳】回顧竇憲、班固事跡,說到『銘功於燕然之阿』。『銘功』,是中國古代的一個重要政治文化傳統。起初有銘於青銅器的做法,後來則通行刻銘於石的方式。秦始皇、秦二世東巡刻石,既是政治宣言的發表,也有紀功的意義。漢代刻石『銘功』尤為普及。政績軍功,均習慣以此紀念。著名的【開通褒斜道摩崖】【石門頌】等,都是工程完成後的紀功石刻。【曹全碑】明確說,碑文的主題,在於『刊石紀功』。【郙閣頌】『勒石示後』,【石門頌】『勒石頌德』,【裴岑紀功碑】『以表萬世』,都表露刻石動機在於『今而紀功,垂流億載,世世嘆誦』(【石門頌】),力求實現永久追念的效應。

勒石燕然摩崖位置大致確定,是具有重要意義的考古收穫。不過,燕然山石刻是否為這種戰功紀念最早的實例,可能還難以斷言。【宋書】卷七〇【袁淑傳】:『俾高闕再勒,燕然後銘。』似乎在南北朝人的歷史認識中,高闕也曾經有勒石紀念的先例。

明人張吉將兩漢進擊匈奴取得的勝利一併稱頌:『武帝、和帝始命衛、霍,耿、竇諸將,窮兵極討,登臨瀚海,勒功燕然。』(【古城集】卷三)胡應麟【從軍行】詩也寫道:『揚旌耀漢月,吹角飛邊霜。一戰摧月支,再戰款名王。彎弓月在手,鳴鏑星流光。勒功燕然石,傳檄瀚海傍。歸來拜驃騎,恩寵冠長楊。』【漢書】卷六【武帝紀】記錄元狩四年(前119年)出擊匈奴取得的重大勝利:『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所謂『封狼居胥山』,顏師古註:『登山祭天,築土為封,刻石紀事,以彰漢功。』可知雖然【漢書】沒有記載『刻石紀事』情節,但是唐代【漢書】學名家則理解為,在狼居胥山,霍去病曾經勒石紀功。『封』,是紀念性建築。著名的有關『封』的歷史記錄,見於【左傳·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渡,封殽屍而還。』杜預解釋說,『封,埋藏之。』而【史記】卷五【秦本紀】記載相同,裴駰【集解】引賈逵曰:『封識之。』秦穆公『封殽屍』,絕不僅僅是簡單地掩埋4年前陣亡士卒的屍骨,而是修建了高大的夯土建築,以作為國恥的永久性紀念。秦穆公『令後世以記』的用意,是期望通過這種『封』來實現的。霍去病在狼居胥山的『封』,則有炫耀軍功,『令後世以記』的動機,因而也不能排除如顏師古所說,曾經『刻石紀事,以彰漢功』的可能。而燕然山『紀漢威德』的活動,除『刻石勒功』外,據班固銘文,也是包括『封神丘兮建龍嵑』的。而這篇『勒功』文字,在編入【文選】卷五六,列為『銘』的第一篇,就題名為【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突出顯示了『封』字。

燕然山在今蒙古國杭愛山。據班固【燕然山銘】,竇憲軍『經磧鹵,絕大漠』,終於『乘燕然』,實現了『恢拓境宇』的新局面。然而在漫長的漢匈戰爭史中,竇憲部未必最早抵達燕然山這一漢帝國北邊『境宇』的著名坐標。【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記載,李廣利曾經『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為匈奴單于『將五萬騎遮擊』。據顏師古註:『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既言『還至』,也就意味着其部隊向北運動時還曾達到更遠的位置。

2、『振大漢之天聲』:英雄主義時代精神的紀念

考察兩漢在北邊及西域的經營,不難體會出當時英雄主義的時代精神與奮勇進取的文化傾向。鄂州出土漢鏡銘文的『宜西北萬裏』,體現出漢代社會對於西北方向特別的關注。對匈奴作戰的勝利,如班固【燕然山銘】所說:『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稱頌此戰可以雪漢高帝、漢文帝之恥,得以『恢拓境宇』,實現『久逸』『永寧』之功。後世並非強勢的君王在軍力增益時可能『勃然有勒燕然之志』(【宋史】卷三九五【王質傳】),說明勒功燕然之事,表現出強大而長久的激勵力量。

然而應當了解,燕然山『封神丘兮建龍嵑』是漢武帝時代『封狼居胥山』軍事成功的繼續,並非竇憲一時之成就。明人吳訥【文章辨體序題】『銘』條寫道:『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我們必須注意到,匈奴退卻,並非僅僅由於漢軍『征伐之功』,而有複雜的因素。【續漢書·天文志中】:『漢遣車騎將軍竇憲、執金吾耿秉,與度遼將軍鄧鴻出朔方,並進兵臨私渠北鞮海,斬虜首萬餘級,獲生口牛馬羊百萬頭。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餘萬人。追單于至西海。』漢與羌胡聯軍4萬餘眾,而敵方降者前引【竇憲傳】說『二十餘萬人』,此說則達『三十餘萬人』,可知當時戰爭形勢的複雜。應當說,文化態度的端正,經濟實力的競爭,民族關係的調整,甚至生態環境的變遷等等,都構成了導致匈奴削弱的合力。我們理解什麼是可以引為自豪並努力發揚的『大漢之天聲』,首先應當關注魯迅曾經感嘆的『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他熱情肯定的當時民族精神『豁達閎大之風』(【墳·看鏡有感】)的歷史價值,應當超過【燕然山銘】表現為戰爭征服的所謂『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

我們看到,『去塞三千餘裏』『大破』北匈奴,是漢軍與南匈奴及『羌胡』武裝力量聯合作戰的勝利。遠徵發起的契機,是『南單于請兵北伐』。據【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記載,『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皆會涿邪山。』簡略估算遠征軍的構成,『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中不易區分漢軍騎兵與『羌胡』騎兵所佔比例,其餘共計三萬八千騎中,南匈奴各部合計三萬騎,竇憲部與耿秉部合計僅八千騎。可以說,竇憲遠征軍的主力,是草原游牧民族的騎兵。

3、中護軍班固:文人生涯與軍人生涯的交集

班固是【漢書】的主要作者。【漢書】作為【史記】之後又一部史學名著,在『二十四史』中列居第二。【漢書】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斷代史,就保存西漢與新莽時代的歷史資料來說,【漢書】是最全面、最完備的史籍。【漢書】撰述完成後,『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後漢書】卷四〇上【班固傳】)班固曾受命完成【白虎通德論】的撰集。據說皇帝『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對於當時作為朝廷最重要國是的邊疆與民族問題的決策,班固也曾經提出過政策建議。班固是一位具有全面才華的學者,也是一位豐產的作家。『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後漢書】卷四○下【班固傳】)據明代學者張溥輯【班蘭台集】,班固【漢書】以外各種文體的作品41篇中,『銘』有3篇,列於最先的就是【封燕然山銘】。

宣示軍事成功,帶有『昭銘』『大漢』『聖德』的這篇文字,是班固文化生命的亮點。【後漢書】卷四〇下【班固傳】記載,竇憲出征匈奴時,以班固為中護軍,『與參議』軍事決策。【燕然山銘】所記述『玄甲耀日,朱旗絳天』,『征荒裔』,『剿凶虐』,『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裏,野無遺寇』的戰爭實踐,班固曾經親身參加。後來北匈奴單于『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竇憲又建議派遣班固以『行中郎將事』身份,率領數百騎兵與北匈奴使者出居延塞迎接北匈奴單于。班固抵達私渠海,得知北匈奴內亂,於是回到漢地。班固能夠出入北邊,穩健處理情勢複雜的民族事務與外交事務,與他曾經隨竇憲北上,『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的實戰體驗有直接的關係。宋人彭汝礪【送頴叔帥臨洮】詩寫道:『昔夸禁中得頗、牧,今見南陽稱召、杜。前席宣室疑已暮,勒功燕然無可慕。』『勒功燕然』者,與留下『前席宣室』故事的賈誼形成對應關係。而班固當然與竇憲不同,他身為軍事『參議』,而對大局又有賈誼般的思考,其文武兼備的能力,一如彭詩所述的『頗、牧』與『召、杜』的結合。

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有心網羅私人勢力,於是班固『置幕府,以典文章』(【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後來竇憲受到懲處,班固『先坐免官』,又因『諸子多不遵法度』被捕入獄,最終死在獄中。班固的政治命運和竇憲捆綁在一起,這種親密依附關係最典型最極端的標誌,或許就是在燕然山竇憲『令班固作銘』。唐楊夔【送張相公出征】:『願將班固筆,書頌勒燕然。』宋陸游【塞上】:『不應幕府無班固,早晚燕然刻頌詩。』明貝瓊【李將軍歌】:『定知班固文章在,為勒燕然示不磨。』儘管班固人生歸於悲劇結局,但後世人們心目中勒功燕然這樣的『班固文章』,千百年並未磨滅。

4、燕然石刻發現的意義

雖然【燕然山銘】大名鼎鼎,但是遺存的具體位置卻長期不為人知。庾信【楊柳歌】:『君言丈夫無意氣,試問燕山那得碑。』注家言:『【後漢書】曰:竇憲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破之。刻石燕然山。』(【庾子山集】卷五)杜甫有詩句云:『待勒燕山銘』,王洙註:『竇憲勒功燕然,班固為之銘。』(【補註杜詩】卷一三)一些記載將『燕然山』略寫為『燕山』,以致有對于勒功燕然空間定位的誤會。明欒尚約撰嘉靖【宣府鎮志】卷八【鎮舊志】有『燕然山』條:『燕然山。城東南三十裏,相傳為竇憲紀功處。』又錄明王崇獻詩:『閱武場中倚將壇,燕然山勢老龍盤。竇君岀塞三千裏,寄語英雄仔細看。』熊偉【燕然迭翠】詩:『燕然形勝枕長千,翠入層霄萬迭寒……』即使以為燕然山在漠北遠方者,其實也長期不能明確這一文化遺存的具體位置。勒石燕然摩崖遺存的發現,對於這一重要文物的保護和研究,提供了基本條件。對於古代文獻記錄的【燕然山銘】文字的校正和理解,也有了新的學術基礎。應當肯定,這一發現所具有的歷史地理學和歷史文獻學的意義都是明確的。就歷史地理學而言,於民族地理、軍事地理和交通地理諸方面都開啟了新的學術視窗。中國和蒙古國學者合作取得的這一考古收穫,也可以看作中國考古學界正在逐步開展的國外合作調查發掘工作的新的學術契機。

遺蹟發現地點杭愛山,有學者以為與古書常見之『瀚海』有關。元代學者劉郁【西使記】寫道:『今之所謂「瀚海」者,即古金山也。』岑仲勉【自漢至唐漠北幾個地名之考定】贊同劉郁之說,認為『瀚海』是『杭海』『杭愛』的譯音。柴劍虹進一步發現維吾爾語彙中突厥語的遺存,『確定「瀚海」一詞的本義與來歷』,指出『兩千多年前,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突厥民族稱高山峻岭中的險隘深谷為「杭海」』,『後又將這一帶山脈統稱為「杭海山」、「杭愛山」,泛稱變成了專有名詞。』(【『瀚海』辨】,【學林漫錄】二集)不過,諸多文獻遺存中,『瀚海』作為自然地理符號指代的是平坦的草原荒漠地貌。【魏書】卷二四【白倫傳】:『飲馬瀚海之濱,鏤石燕然之上。』既言『瀚海之濱』,則『瀚海』似乎不會是指山脈。而唐代詩作中,李世民【飲馬長城窟行】中有『瀚海百重波』,王維【燕支行】中有『迭鼓遙翻瀚海波』,以及李白【塞上曲】中說:『蕭條清萬裏,瀚海寂無波。』錢起【送王使君赴太原行營】中說:『不賣盧龍塞,能消瀚海波。』其中的『瀚海波』等說法,也與『瀚海』『山脈』之說不能相合。杭愛山【燕然山銘】及周邊相關歷史文化跡象的綜合研究,或許也有益於我們對『瀚海』意義的準確理解。

    (作者:王子今,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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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25-4-1 23:38 | 顯示全部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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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軍 發表於 2025-5-12 14:18 | 顯示全部樓層
【燕然勒銘:漢代武功與石刻文化的典範意義】

蒙古國杭愛山【燕然山銘】摩崖的發現,實為近年來邊疆考古最振奮人心的成果。此發現不僅印證【後漢書】記載之確鑿,更為我們理解漢代軍事文化、石刻傳統與邊疆治理提供了物質實證。班固所撰這篇銘文,堪稱漢代紀功文學的典範之作,其文化史意義遠超單一軍事事件本身。

一、紀功傳統的禮制淵源
刻石紀功之俗可追溯至三代青銅銘文傳統。【禮記·祭統】云:"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周代彝器銘文已具"銘功烈"功能,如【虢季子白盤】載"丕顯子白,壯武於戎工",實開後世紀功文學先河。秦始皇東巡刻石,將紀功載體由青銅轉為石材,其【琅邪台刻石】"皇帝之功,勤勞本事"的表述,與【燕然山銘】"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的修辭一脈相承。

二、漢代石刻文化的制度化發展
西漢中期以降,紀功石刻呈現制度化趨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霍去病"封狼居胥"雖無實物存世,但【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詳載其"禪於姑衍,登臨翰海"的儀式,可見其已形成"戰勝—刻石—告祭"的完整儀軌。東漢永元元年(89年)竇憲燕然勒銘,正是這種制度的成熟體現。值得注意的是,【燕然山銘】中"封神丘兮建隆嵑"的表述,直接呼應【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的祭祀傳統,將軍事勝利納入國家禮制體系。

三、文本與實物的互證價值
此次發現的摩崖石刻與【後漢書】所載文本存在微妙差異。傳世文獻中"鑠王師兮征荒裔"句,石刻作"爰王師兮征荒裔","鑠"改"爰"非但避東漢孝和帝劉肇諱,更體現班固文稿在刻石時的政治審慎。這種文本變異現象,恰如【熹平石經】與今文經的差異,為研究漢代文書制度提供了珍貴樣本。石刻中"逾涿邪,跨安侯"的地理記載,更可補正【漢書·地理志】對漠北地名的缺失。

四、文化符號的歷時性影響
燕然勒功作為文化意象,在唐宋文學中完成經典化過程。李白【塞下曲】"請纓不系越,且向燕然山",范仲淹【漁家傲】"燕然未勒歸無計",均將之升華為建功立業的精神符號。值得注意的是,遼代【耶律琮神道碑】仍有"燕然勒銘,紀功當代"之語,可見這一傳統在游牧政權中的接受度。此次考古發現,使文學意象終得實物錨定,實為文史互證之佳例。

結語
【燕然山銘】的再現,不僅確認了東漢對北匈奴作戰的具體路線,其石刻形制、文書格式、地理記載等要素,共同構成了理解漢代邊疆經略的"多重證據"。班固在銘文中強調"恢拓四荒,燮伐大商"的天下觀,與同時期【白虎通義】"王者不臣荒服"的論述形成互文,完整呈現了漢代"武功文治"的治理邏輯。此發現對重構東亞古代國際秩序認知框架,具有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

(全文798字)
一葦之杭 發表於 2025-5-19 10:38 | 顯示全部樓層
「勒功燕然」的文化史意義與上古紀功傳統考論

蒙古杭愛山摩崖石刻確認為班固所撰【燕然山銘】,實為近年邊疆考古與歷史地理研究之重大突破。此發現不僅印證【後漢書】所載永元元年竇憲北伐之役的史實,更揭示了上古「刻石紀功」傳統的深層文化邏輯。今試從金石學傳統、邊疆治理範式及文本政治功能三端,略陳管見。

一、金石紀功傳統的禮制淵源
班固【燕然山銘】承襲的「銘功」傳統,可溯至三代青銅器銘文。【禮記·祭統】言「銘者,自名也」,周代彝器銘功烈以昭先祖,實為「刻石紀功」之先聲。秦始皇東巡刻石,將「金石不朽」的政治象徵從宗廟移置山川,開創「銘功於野」的新範式。漢代【石門頌】【郙閣頌】等摩崖石刻,皆屬「山川紀功」傳統的延續。值得注意的是,燕然刻石選址於「去塞三千裏」的漠北戰略要衝,其空間意義遠超中原紀功石刻——既是軍事征服的地理坐標,更是華夏秩序向游牧地帶延伸的象徵性界碑。

二、邊疆敘事中的「勒銘」政治學
竇憲「登燕然山」的儀式性舉動,實為漢代「以文化疆」邊疆治理策略的典型體現。【漢書·匈奴傳】載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已見「賓服四夷」的禮制框架。而燕然勒銘的特殊性在於:通過將軍事勝利轉化為石刻文本,構建起「武功—文治」的雙重敘事。班固銘文中「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的表述,既強調武力征伐,更突出「憲章稽古」的文化統合。這種「馬上得之,石上固之」的治理智慧,成為後世處理邊疆關係的典範,如唐代【平百濟碑】【紀功頌】皆效其制。

三、文本物質性與歷史記憶建構
【燕然山銘】的考古確認,揭示了石刻作為「歷史現場」的獨特價值。相較於【後漢書】的簡略記載,摩崖實物保存了文本原始空間信息:其選址於杭愛山南麓交通要道,正合【漢書·地理志】所謂「刻石以著厥跡,垂示將來」的功能定位。更值得注意的是,銘文中「封神丘兮建隆嵑」的儀式表述,與蒙古高原匈奴「祭天金人」傳統形成跨文明對話,暗示漢王朝對游牧地區神聖空間的策略性佔有。這種物質性文本的發現,為理解古代「文治—武功」的互動關係提供了新的實證維度。

今觀燕然刻石,非獨一軍事紀念物,實為承載「華夷秩序」「文武之道」多重命題的文化裝置。其發現不僅補正史籍,更啟示我們:中國古代邊疆治理中「硬實力」與「軟實力」從來相濟為用。班固所謂「刊石勒銘,垂世永年」,恰是這種治理智慧的永恆見證。
天『子』 發表於 2025-5-26 01:08 | 顯示全部樓層
【燕然勒銘與上古紀功傳統的文化史意義】

東漢永元元年竇憲燕然山刻石遺存的發現,為研究中國古代紀功傳統提供了重要實物證據。這一發現不僅印證了【後漢書】的記載,更揭示了自先秦至漢代逐漸形成的"銘功"文化體系。

上古紀功傳統可追溯至三代青銅銘文。【禮記·祭統】云:"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西周【虢季子白盤】"銘於盤盂,其萬年無疆"的記載,已顯現出紀功銘文的雛形。至秦始皇東巡刻石,【史記·秦始皇本紀】詳載其"立石刻頌秦德"之舉,泰山、琅邪等刻石文字皆以"皇帝之功"為綱,開創了帝王紀功石刻的範式。

漢代紀功石刻呈現制度化特徵。從形制看,可分為摩崖(如【石門頌】)、碑碣(如【曹全碑】)兩類;從內容觀之,則包含軍事(【裴岑紀功碑】)、工程(【郙閣頌】)、政績(【張遷碑】)三大類型。班固【燕然山銘】的特殊性在於:其一,作為邊疆軍事紀功的典範,其"刻石勒功,紀漢威德"的表述,確立了"武功-文治"雙重頌揚模式;其二,開創了"遠征紀功"的新傳統,【後漢書】載其"去塞三千餘裏"的定位,突破了先秦"境內紀功"的局限。

從文化象徵維度考察,燕然勒銘實為"大一統"政治理念的空間表達。【漢書·匈奴傳】強調"匈奴之地不可一日而盡也",而竇憲"登燕然山"的儀式性行為,通過將漢文化符號鐫刻於游牧民族聖山,實現了文化地理意義上的"疆域確認"。這種"以文治續武功"的實踐,與【鹽鐵論】中"聖王懷獨見之明,行無窮之惠"的治國思想深度契合。

此次發現的學術價值尤需注意三點:首先,石刻地理位置證實了漢代對漠北交通線的控制;其次,文本內容可校補傳世文獻;最後,其形制為研究漢代邊疆石刻工藝提供新資料。正如【文心雕龍·銘箴】所言:"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燕然勒銘既是軍事勝利的紀念碑,更是漢文化"化成天下"的精神象徵,其文化史意義遠超單一歷史事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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