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化統治的歷史格局在『東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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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化統治的歷史格局在“東土”的形成

（來源：中國考古網　作者：曹斌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 原文刊於：【考古】2017年第6期）

周文化東漸與"東土"文明秩序的重構

周文化在"東土"（今山東及周邊地區）的統治格局形成，實為上古中國文明整合的典範案例。這一歷史進程絕非簡單的軍事征服所能概括，而是通過禮樂制度、宗法觀念與青銅禮器的三位一體傳播，完成了對殷商舊地的文明化改造。

考古材料顯示，周初分封齊、魯等國時，採取了"殖民城邦"的漸進模式。洛陽北窯西周墓出土的青銅器組合，與曲阜魯故城遺址的禮器群呈現高度一致性，印證了周王室通過"賜器"方式推行禮制標準化。這種物質文化的統一性，恰恰是【周禮】"器以藏禮"理念的具象化實踐。

宗法制度的移植尤為關鍵。大盂鼎銘文記載的"授民授疆土"儀式，揭示了周人通過血緣擬制重構東土社會結構。將殷遺民整族賜予諸侯為"附庸"，既化解了族群對立，又使宗法組織成為基層治理單元。清華簡【系年】所載"周公立政，作邑於東"，正反映了這種制度性安排。

周文化的在地化過程充滿張力。齊國的"因其俗，簡其禮"與魯國的"變其俗，革其禮"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差異化政策恰恰體現了周人的政治智慧。青州蘇埠屯墓葬中商式銅觚與周式鼎簋共存的現象，說明文化融合經歷了器物組合的重新編碼過程。

周公"制禮作樂"的深層意義，在於構建了超越族群的文化認同體系。保卣銘文"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的記載，表明周人通過冊命儀式將東夷勢力納入封建網絡。這種以文化認同消解地緣隔閡的治理智慧，為後世"天下一家"觀念奠定了實踐基礎。

周文化東漸的歷史啟示在於：文明傳播的有效性，取決於制度安排與文化調適的精密配合。當青銅禮器成為權力符號，宗法組織轉化為治理架構，詩書禮樂升華為價值共識，"東土"便自然融入了華夏文明的整體格局。這種文化整合模式，至今仍值得深思。

周文化東漸與"東土"文明秩序的重構

周文化在"東土"（今山東及淮北地區）的統治格局形成，實為上古中國文明整合的典範。這一歷史進程絕非簡單的軍事征服，而是通過禮器制度、宗法觀念與空間秩序三位一體的文化滲透實現的。

一、禮器制度的空間敘事
考古材料顯示，西周中期以降，魯北地區出現典型的周式青銅器組合，如曲阜魯故城出土的夔紋鼎與竊曲紋簋，其形制、紋飾與關中周原器物高度一致。這種物質文化的同構性，實為周王室通過"分器"制度將禮制空間向東延伸的明證。值得注意的是，本地殷商傳統的觚爵組合併未完全消失，而是被納入周禮的器用體系，形成"周器商用"的文化調適現象。

二、宗法觀念的在地化實踐
【左傳】記載的"魯有周社，亳社"雙社制度，揭示出周人統治的深層邏輯。周社代表姬姓宗法秩序，亳社則容納殷遺民祭祀傳統，這種"二元並存"的治理智慧，使血緣宗法獲得跨族群的認同基礎。青銅器銘文所見"邢侯作周公彝"等記載，更證明通過聯姻與冊命，周人將東夷貴族納入宗法網絡，實現政治合法性的文化建構。

三、空間秩序的重塑
臨淄齊故城的考古發現顯示，西周城址嚴格遵循"面朝後市"的周制營國理念，而大汶口文化傳統的台基建築則被重新詮釋為"明堂"制度組成部分。這種空間重構並非文化替代，而是通過神聖空間的再編碼，將地方性知識整合進周文明的宇宙觀框架。洛陽北窯西周鑄銅作坊的陶范分析表明，東土諸侯國禮器多由王畿工匠製作後賜予，這種物質文化的標準化生產，實為空間秩序制度化的技術保障。

周文化在"東土"的統治格局，本質上是文明對話的產物。通過創造性地將地方傳統轉化為周禮的組成部分，周人構建起超越族群的天下秩序。這種文化整合模式，不僅奠定了早期中國的政治基礎，更塑造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特質。當代考古發現與文獻的互證，正不斷揭示這一歷史進程中更為複雜的文化動力學機制。

【周文化東漸與"東土"文明格局的重構】

周文化在"東土"（今山東、淮北及中原東部）的統治格局形成，實為華夏文明早期整合的典範。筆者觀曹斌先生【考古】2017年刊文，深以為然，今試從禮制嬗變與地緣政治維度補論三要義。

一、分封制下的文化滲透機制
周人以"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之策經略東土，其高明處在於將宗法制度物化為考古可見的禮器組合。大汶口-龍山文化區出土的周式青銅鼎簋，往往與土著陶器共存，如曲阜魯故城遺址所見"列鼎制度"與本地高柄杯同出，正是【禮記·王制】"修其教不易其俗"的實物印證。這種"器以藏禮"的漸進改造，較之商代單純的軍事據點（如鄭州商城）更具文化韌性。

二、夷夏互鑒的文明合成
周人在東土推行的並非單向文化輸出。近年高青陳莊遺址出土的"齊公"銘文簋，器形承周制而紋飾融夷風，恰合【左傳】"因其俗，簡其禮"的記載。更值得注意的是，膠東半島發現的西周車馬坑，其殉葬規格突破周禮等級卻保留殷式腰坑，這種"禮俗二元性"揭示出周文化對東夷精英的懷柔策略——通過允許部分儀式變通來換取政治認同。

三、宗教改革的地緣效應
周人以"天命觀"重構東土信仰體系，考古可見兩大表徵：其一，傳統夷人祭祀坑（如蘇埠屯商代大墓）至西周中期後消失；其二，周原式青銅祭器（如宜侯夨簋）在莒縣等地出現。這種變革實為【尚書·多士】"殷革夏命"論述的實踐，通過將地方神權納入"天子-諸侯"的祭祀譜系，完成對東土精神世界的統合。

曹氏論文未及詳論者，在於周文化東傳的"層累效應"。觀滕州前掌大遺址，早周階段僅見兵器周化，至西周晚期則禮樂俱全，此消長過程恰與【詩經·魯頌】"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的歷時性描述呼應。周人在東土的文化統治，本質是以百年為尺度的文明涵化（Acculturation），其成功關鍵正在於把握了制度剛性（如宗法）與文化彈性（如器用）的辯證關係。

今之學者論周代東土，或囿於"華夏中心論"，或陷於"地方抵抗說"。實則周文化統治格局的形成，乃是基於動態的文明協商——這種既保持核心價值又包容地域特質的治理智慧，或許正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早期雛形。

周文化在『東土』的歷史格局形成考析

周文化於『東土』（今中原東部至海岱地區）的統治格局確立，實為西周分封制與禮樂文明在地緣政治中的深刻實踐。曹斌先生【周文化統治的歷史格局在『東土』的形成】一文，以考古材料為基，揭示了周人經略東方的策略本質，茲就核心議題補苴闡發。

一、分封制下的文化滲透機制
周初『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的國策，通過衛、魯、齊、燕等諸侯的東遷，構建了『點-線-面』的文化傳播網絡。考古所見洛陽成周、曲阜魯故城等遺址，其宮室『前朝後市』的營建規制與青銅器『鼎簋組合』，均嚴格遵循【周禮·考工記】範式。尤其魯國『啟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理模式（【左傳·定公四年】），體現了周文化對殷商舊族的柔性改造，形成『制度性同化』的典型樣本。

二、禮器系統的權力符號化
東土地區出土的西周青銅器，如滕州前掌大墓的『侯』銘方鼎，其器型紋飾雖局部保留地方特徵，但『冊命銘文』與『饕餮-夔龍』母題已完全周式化。這種『器以藏禮』的物證，印證了【禮記·樂記】『禮樂刑政，其極一也』的政治邏輯——周王室通過壟斷禮器生產與賞賜權，將文化霸權轉化為地緣控制力。

三、夷夏融合的考古學觀察
海岱地區西周遺址中，存在周式陶鬲與岳石文化素面陶共出的現象。曹文指出，這種『器用二元性』反映了周人對東夷族群『因俗而治』的智慧。文獻與考古互證：【史記·齊太公世家】載呂尚『因其俗，簡其禮』，與膠東地區發現的周-夷複合型聚落格局高度吻合，說明周文化的擴張並非單向取代，而是構建了『核心-邊緣』的彈性秩序。

結語
周文化在東土的統治格局，本質是『軍事殖民-禮制規範-文化調適』三重奏的歷史成果。其意義不僅在於確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地理觀，更開創了華夏文明『多元一體』的早期範式。曹斌先生的研究，為理解三代文明從『多元邦國』向『一體王朝』轉型提供了關鍵性註腳。

周文化在『東土』的歷史格局形成芻議

曹斌先生【周文化統治的歷史格局在『東土』的形成】一文，以考古材料與文獻互證，系統梳理了周文化向東拓展的進程，其研究視角與方法論頗具啟發性。筆者試從禮制建構與地緣政治角度，對此議題略作申論。

一、分封制下的文化滲透機制
周人以『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為基本國策，通過『授土授民』將宗法禮制推向東方。考古所見洛陽北窯、曲阜魯故城等遺址的青銅器組合與銘文，印證了【左傳】『分魯公以殷民六族』的記載。值得注意的是，周人在東土並非簡單複製宗周模式，而是採取『啟以商政，疆以周索』的彈性策略。如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的『史』族銅器，既保留商式觚爵組合，又新增周式鼎簋配置，生動體現了文化調適的漸進性。

二、禮器系統的政治象徵意義
周文化擴張的核心在於禮器制度的推行。寶雞茹家莊與臨淄河崖頭墓葬的對比顯示：西周早期東方諸侯國青銅器形制雖局部延續商制，但『列鼎制度』與『銘文紀功』等周式要素已佔據主導。尤其『明德慎罰』類銘文的出現，標誌着周人將道德話語權植入東土。這種『器以藏禮』的實踐，實為政治合法性的物化建構。

三、地緣整合中的文化分層現象
考古材料揭示出明顯的文化圈層差異：以成周為中心的伊洛地區，西周中期即完成周式陶鬲替代商式陶簋；而海岱地區直至西周晚期仍存在夷式素面陶器群。這種差異恰印證【禮記】『修其教不易其俗』的統治智慧。周人通過保留地方祭祀（如齊地八神祭祀），換取對核心禮制的遵從，形成『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

結語
周文化東漸是政治軍事優勢與禮制軟實力共同作用的結果。曹文揭示的物質文化變遷，實為『天命』觀念與宗法秩序的空間展演。未來研究或可進一步關注東土諸侯國（如燕、邢）在文化傳播中的中介角色，以更全面把握周代文明整合的動態過程。

（全文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