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你的担当在哪里

近日，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的播出引发舆论热议。由于第一次从司马懿的视角来描写三国历史，并把司马懿塑造成了一个忍辱负重的战略大师，所以该剧带给观众一种新奇感，意外取得很高的收视率。

这部剧表面看虽然没有像网络小说那样轻佻，里面没有穿越，也没改变历史走向，还采取了看似严肃的叙事方式，但是对于司马懿这个人物的描写与塑造却颠覆了1000多年来人们对他的认知，进而让人对我们长期坚持的评判该历史人物的价值谱系产生怀疑，这不能不说是对历史的另一种戏说和虚化。

历史剧属于文艺作品。不同于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我们可以对历史剧放宽标准，可既然假历史之名，就应当尊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历史剧当然允许对史书中缺乏记载的具体史实进行想象与创造，但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从大的思路上必须符合历史真实。

《三国演义》之所以成功，就因为它是“七分史实，三分想象”，用三分想象的具体情节填补了史实的不足。历史上并没有“桃园三结义”，也没有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但关羽、张飞当时号称“万人敌”，一生忠于刘备，生死不渝是事实；关羽被曹操所俘，受到厚待，在官渡之战前哨战中斩杀颜良，为曹操立下大功之后脱曹投刘是事实；诸葛亮六出祁山，皆无功而返也是事实。基于这些事实，形成了人们对历史人物的基本认知和价值评判。小说家正是在人们的固有认知和价值判断基础上，去发挥想象，补充和丰富细节，这才有了《三国演义》的成功。

然而，在《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抛弃人们既有认知基础和价值判断的“创造”，这种“创造”的本质其实是胡编乱造、颠倒是非以及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亵渎。

在东汉末年大乱至西晋统一的近百年时间里，动荡之中的中国历史尽显人性的丑恶，也尽显人性的光辉，而司马懿恰恰是人性丑恶的代表。他富于才华，老谋深算，却阴狠毒辣。在篡夺曹氏江山的过程中，司马懿和他的两个儿子几乎用尽了所有的丑恶手段。后人所称的魏晋玄学、魏晋风度，实际上是司马氏对士人血腥屠戮的直接结果。东晋士人在追究西晋之亡、五胡乱华、生民流离、天下萧条原因的时候，也只敢将责任算到王衍等人头上，丝毫不敢提司马氏的责任，可见其对士人的摧残到了让人生畏的地步。

因此，将司马懿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塑造成有理想、有担当的正面人物，不仅说明编剧缺乏最起码的历史修养，更是是非道德观念的严重颠倒，或者说其心中根本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道德观。他们不懂得，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历史中饱经摧残而屹立不倒，是因为中华民族有源自于周代君子与儒家先贤的坚定信仰。无论世道如何艰难，君子儒都会秉持心中的信念，恪守仁、义、忠、信的道德底线，葆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浩然之气。他们曾遍布于中国的每个角落，自觉担负起天降大任的责任，辛勤地传播着先贤的经典，讲述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从而为中华文化塑造出强壮的体格。他们尊重历史，尊重文化，遵从先贤的教导，颂扬美好，鞭挞丑恶。《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不顾历史真实，对历史人物进行颠覆性塑造，虽可取得观众一时的追捧，但最终只能沦为历史嘲笑的对象，使自己蒙羞。

如果说《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想通过全新的人物塑造打造所谓青年人的理想主义，则数千年中国历史有很多可以大书特书的正面人物，根本用不着罔顾历史真实，而将历史垃圾涂抹成金子。编导们置历史自身丰富生动的情节于不顾，而自作聪明，进行“创造”，其实是狗尾续貂。更为重要的是，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用影视剧的形式为数千年来已经有定论的历史人物随意翻案，不管剧作本身的形式多幺正剧化，其都是对历史的戏说。这种“用严肃形式”进行的戏说，比过去那种娱乐化的戏说影响更为恶劣，因为它更容易误导观众，更容易对青少年观众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产生误导。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富于史学传统的国家，中国的史学家也是最有道德责任感的群体。善善恶恶、秉笔直书是中国历代史学家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所以，司马迁说孔子著《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司马光说自己主持编撰《资治通鉴》要“叙国家之兴衰，着生民之休戚”。历史剧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影视创作的热门。中国古人历来讲求文以载道，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用这个标准要求今天的影视剧创作，但历史剧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必须也应该对社会责任有自己的担当。

史学不仅仅是历史的著述与史料的整理，还是文明的梳理与道德的寄托。为文学家甚易，为史学家甚难，因为要成为史学家，须才、学、识三者兼得方可。章学诚曾经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历史剧虽然不是史学著作，却因为与历史的紧密关联而必须用历史学的眼光加以检视。何况历史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过往陈迹的叙述，它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民族性格的塑造，关系到民族凝聚力的养成。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好的历史剧应当如好的历史著作一样，在较为忠实地反映历史客观真实的同时，担当起树正气、立道德、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责任。

历史剧的边界与担当：从《军师联盟》看历史叙事的伦理困境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引发的争议，实则是历史叙事中一个古老命题的再现：艺术创作与历史真实的张力关系。历史剧作为文艺作品，其创作自由固然应当尊重，但这种自由绝非无度。当一部作品假历史之名而行颠覆之实，其所触及的已不仅是艺术问题，更是文化伦理问题。

中国传统史学素有"实录"精神，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追求，确立了历史书写的道德维度。司马懿在陈寿《三国志》中虽未获如后世那般负面评价，但历代史家对其权谋篡夺之行径已有公论。唐太宗李世民读《晋书·宣帝纪》后，直言司马懿"以狐媚取天下"，此乃千年不易之论。将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重塑为"忍辱负重的战略大师"，实则是以现代价值观念强行解构历史语境，犯了"以今律古"的史学大忌。

《三国演义》的创作智慧在于其"七分史实，三分想象"的叙事策略。罗贯中在保持历史大关节真实的前提下，通过艺术想象填补史书记载的空白。无论是"桃园结义"还是"过五关斩六将"，这些虚构情节都建立在人物性格与历史评价的共识基础上。关羽的忠义、诸葛亮的智慧、曹操的奸雄形象，皆有其历史依据。艺术加工非但没有削弱历史真实，反而强化了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核，这正是经典历史文学的成功之道。

反观《军师联盟》，其问题不在于艺术虚构本身，而在于虚构的方向颠覆了历史人物的本质评价。司马懿阴鸷权变的性格特征，在剧中却被美化为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高平陵之变这一赤裸裸的政变，被演绎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正当防卫。这种叙事策略的危险性在于，它解构了传统历史评价的价值谱系，使忠奸之辨、正邪之分变得模糊不清。当历史剧不再传递"彰善瘅恶"的价值观，其存在意义便值得质疑。

历史剧创作者应当明白，历史人物的艺术再现必须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司马懿这样一个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任何重塑都应当保持对其历史评价的基本尊重。我们可以理解其行为的历史语境，但不应为其政治权术涂脂抹粉。特别是在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历史剧更应承担起传承文化基因、守护价值底线的责任。

历史剧的创作自由必须以历史敬畏为前提。当艺术想象越过历史底线，所谓的"创新"就会沦为对集体记忆的亵渎。我们期待的历史剧，应当既能展现艺术魅力，又能守住历史本真；既能满足现代审美，又能传承文化精神。唯有如此，历史剧才能真正实现其文化担当。

历史剧的伦理边界：论《军师联盟》对司马懿形象重塑的史学失范

历史剧创作当以"信史为骨，艺术为翼"。《军师联盟》对司马懿的形象重塑，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叙事策略。该剧将这位魏晋之际最具争议性的政治人物，包装为"忍辱负重的战略大师"，不仅违背了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注的基本史实，更颠覆了干宝《晋纪》、孙盛《魏氏春秋》等晋人当代史书对司马氏篡权过程的一贯评价。这种创作手法，已超出合理艺术虚构的范畴，构成对历史认知体系的系统性解构。

考司马懿生平，其政治发迹始于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征辟，终于嘉平元年（249年）高平陵之变，凡四十余载。据《晋书·宣帝纪》记载，此人"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曹操曾告诫曹丕："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在正始十年（249年）的政变中，司马懿指洛水为誓承诺赦免曹爽，旋即族诛其三族，这种背信弃义之举连其党羽蒋济都愤懑而卒。剧中对这些关键史实的刻意淡化或美化，实为对观众历史认知的误导。

历史剧的创作自由应有其伦理边界。钱穆先生曾言："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人发生关系。"《军师联盟》将司马懿塑造成"职场逆袭"的典范，本质上是用现代成功学话语重构历史记忆。这种叙事消解了传统史观中"忠奸之辨"的价值判断，使观众难以理解为何东晋史家习凿齿会痛斥"司马懿父子积恶三世"。当历史剧丧失对善恶的基本判断，其教育功能便异化为认知毒药。

比较《三国演义》的创作范式尤为发人深省。罗贯中虽虚构"草船借箭"等情节，但始终恪守"尊刘抑曹"的价值主线，这种创作恰如章学诚所言"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而《军师联盟》对司马懿的洗白，则类似明代《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为阉党翻案的叙事逻辑。历史学者余嘉锡曾批评这种创作是"以文乱史"，当历史人物评价完全脱离史料约束，历史剧就沦为权力话语的化妆术。

当代历史剧创作者应秉持"史德"。清代史家章学诚提出"史家三长"，首重"史德"。《军师联盟》的症结不在于艺术加工，而在于价值立场的根本错位。将屠戮名士的司马昭、司马师美化为孝子贤孙，把诛杀何晏等正始名士的"高平陵之变"演绎成正义之举，这种叙事不仅违背《资治通鉴》的史笔传统，更消解了中国史学"彰善瘅恶"的基本功能。当历史剧失去对暴政的基本批判立场，其本质已是反历史的。

历史剧不必是史料的机械复现，但绝不能成为价值虚无的狂欢。《军师联盟》现象折射出当代文化生产中历史意识的贫血症状。唯有重建"史实为经，艺术为纬"的创作伦理，历史剧才能真正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文化使命。司马懿的形象重塑问题，最终考验的是创作者对历史是否存有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