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会村遗址与“禹会涂山”的思考

全文阅读

禹会村遗址与“禹会涂山”的思考

（原文发表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6期）

禹会村遗址与"禹会涂山"的历史地理学考辨

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现，为重新审视"禹会涂山"这一千古传说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参照。从历史地理学视角考察，这一遗址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实为解读夏文化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锁钥。

《左传·哀公七年》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此一记载虽经汉代学者润色，然其核心史实当有所本。禹会村遗址出土的大型祭祀台基、特殊形制的陶器群及燎祭遗迹，恰与文献所述"禹会诸侯"的礼仪场景形成互证。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中发现的"人"字形排柱遗迹，其建筑形制与二里头宫室建筑存在明显承继关系，这种建筑技术的延续性，暗示着夏代礼制建筑的源流。

考古地层学显示，禹会村遗址的文化堆积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属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期具有显著的过渡特征，第三期则已呈现二里头文化早期面貌。这种文化序列的连续性，印证了《尚书·禹贡》"茫茫禹迹，画为九州"所反映的文化整合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中出土的蛋壳陶和黑陶礼器，其制作工艺明显承袭自山东龙山文化，却又融入了本地文化因素，这种文化交融现象恰与传说中禹"娶于涂山"的联姻政治相呼应。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审视，"涂山"地名实为上古"社祭"传统的空间记忆。《周礼·大司徒》云："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禹会村遗址的祭祀区布局正与此制相符。遗址所处淮河流域的地理位置，更与《水经注》"涂山在当涂县东"的记载形成地理对应。这种空间记忆的稳定性，反映出早期国家神圣地理观的延续。

当代考古学与文献学的双重证据表明，禹会村遗址很可能是夏代初期重要的政治仪式中心。其所体现的文化整合过程，正是华夏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关键环节。司马迁《史记》称禹"声教讫于四海"，今观此遗址，方知史公之言非虚。这一发现不仅为夏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更启示我们应当以动态的眼光，审视传说时代的历史真实。

禹会村遗址与"禹会涂山"的历史地理考辨

禹会村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夏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亦为解读"禹会涂山"这一历史传说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视角。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双重证据出发，可对此一问题作深入探讨。

《左传·哀公七年》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此乃"禹会涂山"最早文献记载。杜预注云："涂山在寿春东北"，即今安徽蚌埠境内。而《汉书·地理志》九江郡当涂县条下应劭注："禹所娶涂山氏国也"，进一步佐证了涂山的地望。禹会村遗址恰位于蚌埠西郊，地理方位与古文献记载高度吻合。

从考古学层面观之，禹会村遗址呈现明显的礼仪性建筑特征。发掘揭露的大型夯土台基，东西长约50米，南北宽约30米，台面分布有规律排列的柱洞，显示出举行大型集会活动的可能性。遗址出土的陶器组合中，高规格的陶礼器占比显著，尤以蛋壳陶杯、黑陶簋等为代表，与二里头文化三期器物形制相近，年代测定约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正值文献记载的夏纪年范围内。

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中发现的祭祀坑内出土大量兽骨，经鉴定以牛、猪为主，且多呈完整骨架形态，符合古代"太牢"祭祀的特征。《礼记·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这种高规格的祭祀遗存，暗示此处可能曾举行过诸侯级别的盟会活动。遗址所处淮河中游的地理位置，正处于中原文化与江淮文化的交汇地带，作为政治盟会场所具有天然优势。

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可得出几点认识：其一，禹会村遗址的规模与等级，符合"执玉帛者万国"的盟会需求；其二，其年代框架与夏代纪年基本重叠；其三，地理方位与古注疏所指涂山地望一致。虽不能简单将考古遗址与历史事件直接对应，但禹会村遗址极可能是"禹会涂山"传说的重要物质载体。

此一问题的研究启示我们：古史传说往往蕴含历史真实的内核，通过考古学与文献学的交叉验证，方能逐步揭开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禹会村遗址的发掘，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关键性证据，也为我们理解早期国家的政治运作方式开辟了新视野。未来研究应继续关注淮河流域的考古发现，进一步厘清夏代东夷地区的文化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