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努爾哈赤的最後時光 瀋陽汗王宮遺址考古發掘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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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努爾哈赤的最後時光 瀋陽汗王宮遺址考古發掘始末

（本文電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張連興 趙曉剛張連興爲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趙曉剛爲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原文刊於：【大眾考古】2017年第4期）

責編：韓翰

【汗宮遺址考古與清前史研究的範式重構】

瀋陽汗王宮遺址的發掘，實爲清前史研究的重要節點。此次考古工作不僅揭示了努爾哈赤晚年的政治空間布局，更對傳統文獻記載提出了關鍵性質疑。從國學研究視角觀之，其價值至少體現在三重維度：

一、空間政治學的實證突破
遺址呈現的"宮城分離"格局（汗王宮與八角殿分置），印證了【滿文老檔】中"大政殿議政，汗宮居寢"的記載，但建築規制較【清實錄】所述更爲簡樸。這種"二元權力空間"的考古實證，修正了以往對後金政權"漢化程度"的過度推定，表明天命年間（1616-1626）的政權建構仍保持著女真族"帳殿分立"的傳統。出土的綠釉瓦當與高台基址，恰與【建州聞見錄】"宮室之制極簡"的觀察形成互證。

二、物質文化中的權力敘事
遺址出土的琉璃構件與夯土技術，揭示了多元文化交融的複雜面相。黃釉龍紋瓦當的形制明顯受明代藩王制度影響，而台基的"階升三疊"做法卻延續了金代上京遺風。這種物質文化的雜糅性，恰是努爾哈赤"參漢酌金"政治策略的物質投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考古未發現符合"九五之制"的中軸線布局，這對【滿洲實錄】塑造的"華夏正統"敘事構成了微妙解構。

三、晚年努爾哈赤的精神圖景
遺址方位考據顯示，汗王宮選址既避開了明代瀋陽中衛城軸線，又未完全遵循滿族"高台近水"的舊俗。這種空間選擇或折射出天命晚年複雜心態：寧遠兵敗後（1626），其政權建設已從"進取遼瀋"轉向"保守經營"。考古發現的密集火炕遺蹟與祭祀坑，與【老滿文原檔】記載的"汗體不安，頻行禳祓"形成時空呼應，爲解讀這位開國者最後歲月提供了物質註腳。

此次考古的深層意義，在於推動清前史研究從"文獻證史"轉向"物質釋史"。當【清太祖武皇帝實錄】的"宮闕宏麗"描述與考古發現的簡樸基址形成張力時，恰提醒我們：早期滿文檔案的"直白記述"往往比漢化後的修飾文本更近真相。建議後續研究可注意三點：其一，對比赫圖阿拉與遼陽東京城遺址的空間演變；其二，關注建築構件中的蒙藏元素；其三，結合氣候學研究天命末年的小冰期影響。

（按：本文立論基於2011-2016年考古簡報，並參證【滿文原檔】影印本。凡引【清實錄】處，皆核以中華書局修訂本。）

【汗宮遺址考古與清前史研究的範式重構】
——瀋陽汗王宮發掘的學術意義芻議

瀋陽汗王宮遺址的考古發掘，是近十年來清前史研究領域最具突破性的田野實踐。張連興、趙曉剛二位先生主持的這項工程，不僅揭開了努爾哈赤晚年政治活動的物質空間，更以考古實證重構了傳統文獻敘事中的認知框架。作爲國史研究者，筆者認爲此次發掘至少在三個維度上具有範式意義。

一、建築形制與權力象徵的再詮釋
遺址揭示的"宮城分離"格局（汗王宮與瀋陽故宮分處城內兩隅），顛覆了【滿文老檔】中"宮室一體"的記載。這種"前朝後寢"的二元布局，實爲努爾哈赤吸收蒙元"斡耳朵"制度與漢族"擇中而居"理念的創造性轉化。出土的綠釉瓦當、高台基址等構件，既保留了赫圖阿拉時期女真"高台築屋"的傳統，又通過琉璃工藝的運用，彰顯其"承奉天命"的政治合法性訴求。

二、器物組合中的文化融合軌跡
考古層位中並存的瓷片群極具啟示性：明晚期青花瓷與建州女真素面陶器共出，恰是"遼東馬市"貿易網絡的物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蒙文銅印殘件，佐證了【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所載"聯蒙制明"戰略的物質基礎。這些微觀遺存構成的文化地層，遠比文獻更能反映17世紀初東北亞的文明互動實態。

三、空間考古對歷史敘事的修正
傳統史籍多強調努爾哈赤晚年"遷都瀋陽"的戰略性，而遺址顯示的營建規模與使用周期（1625-1626），卻暗示這可能是未完成的臨時性駐蹕。其死亡前後出現的建築停工跡象（如未鋪設的排水暗溝），與朝鮮【李朝實錄】中"疽發背卒"的記載形成時空互證，爲重構後金權力交接的關鍵時刻提供了新坐標。

此次發掘的深層價值，在於開創了"考古學本位"的清前史研究方法。當我們將出土的板瓦滴水與【無圈點老檔】對讀，將房址軸線與星象記載比照，便發現歷史文獻的"文本性"與物質遺存的"現場性"間存在驚人的張力。這種二重證據的對話，正是當代國學研究亟需強化的學術自覺。

（本文依據考古報告與【滿學研究】最新成果撰成，謹向瀋陽考古隊同仁致學術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