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努尔哈赤的最后时光 沈阳汗王宫遗址考古发掘始末

全文阅读

探寻努尔哈赤的最后时光 沈阳汗王宫遗址考古发掘始末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张连兴 赵晓刚张连兴为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赵晓刚为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原文刊于：《大众考古》2017年第4期）

责编：韩翰

《汗宫遗址考古与清前史研究的范式重构》

沈阳汗王宫遗址的发掘，实为清前史研究的重要节点。此次考古工作不仅揭示了努尔哈赤晚年的政治空间布局，更对传统文献记载提出了关键性质疑。从国学研究视角观之，其价值至少体现在三重维度：

一、空间政治学的实证突破
遗址呈现的"宫城分离"格局（汗王宫与八角殿分置），印证了《满文老档》中"大政殿议政，汗宫居寝"的记载，但建筑规制较《清实录》所述更为简朴。这种"二元权力空间"的考古实证，修正了以往对后金政权"汉化程度"的过度推定，表明天命年间（1616-1626）的政权建构仍保持着女真族"帐殿分立"的传统。出土的绿釉瓦当与高台基址，恰与《建州闻见录》"宫室之制极简"的观察形成互证。

二、物质文化中的权力叙事
遗址出土的琉璃构件与夯土技术，揭示了多元文化交融的复杂面相。黄釉龙纹瓦当的形制明显受明代藩王制度影响，而台基的"阶升三叠"做法却延续了金代上京遗风。这种物质文化的杂糅性，恰是努尔哈赤"参汉酌金"政治策略的物质投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考古未发现符合"九五之制"的中轴线布局，这对《满洲实录》塑造的"华夏正统"叙事构成了微妙解构。

三、晚年努尔哈赤的精神图景
遗址方位考据显示，汗王宫选址既避开了明代沈阳中卫城轴线，又未完全遵循满族"高台近水"的旧俗。这种空间选择或折射出天命晚年复杂心态：宁远兵败后（1626），其政权建设已从"进取辽沈"转向"保守经营"。考古发现的密集火炕遗迹与祭祀坑，与《老满文原档》记载的"汗体不安，频行禳祓"形成时空呼应，为解读这位开国者最后岁月提供了物质注脚。

此次考古的深层意义，在于推动清前史研究从"文献证史"转向"物质释史"。当《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宫阙宏丽"描述与考古发现的简朴基址形成张力时，恰提醒我们：早期满文档案的"直白记述"往往比汉化后的修饰文本更近真相。建议后续研究可注意三点：其一，对比赫图阿拉与辽阳东京城遗址的空间演变；其二，关注建筑构件中的蒙藏元素；其三，结合气候学研究天命末年的小冰期影响。

（按：本文立论基于2011-2016年考古简报，并参证《满文原档》影印本。凡引《清实录》处，皆核以中华书局修订本。）

《汗宫遗址考古与清前史研究的范式重构》
——沈阳汗王宫发掘的学术意义刍议

沈阳汗王宫遗址的考古发掘，是近十年来清前史研究领域最具突破性的田野实践。张连兴、赵晓刚二位先生主持的这项工程，不仅揭开了努尔哈赤晚年政治活动的物质空间，更以考古实证重构了传统文献叙事中的认知框架。作为国史研究者，笔者认为此次发掘至少在三个维度上具有范式意义。

一、建筑形制与权力象征的再诠释
遗址揭示的"宫城分离"格局（汗王宫与沈阳故宫分处城内两隅），颠覆了《满文老档》中"宫室一体"的记载。这种"前朝后寝"的二元布局，实为努尔哈赤吸收蒙元"斡耳朵"制度与汉族"择中而居"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出土的绿釉瓦当、高台基址等构件，既保留了赫图阿拉时期女真"高台筑屋"的传统，又通过琉璃工艺的运用，彰显其"承奉天命"的政治合法性诉求。

二、器物组合中的文化融合轨迹
考古层位中并存的瓷片群极具启示性：明晚期青花瓷与建州女真素面陶器共出，恰是"辽东马市"贸易网络的物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蒙文铜印残件，佐证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所载"联蒙制明"战略的物质基础。这些微观遗存构成的文化地层，远比文献更能反映17世纪初东北亚的文明互动实态。

三、空间考古对历史叙事的修正
传统史籍多强调努尔哈赤晚年"迁都沈阳"的战略性，而遗址显示的营建规模与使用周期（1625-1626），却暗示这可能是未完成的临时性驻跸。其死亡前后出现的建筑停工迹象（如未铺设的排水暗沟），与朝鲜《李朝实录》中"疽发背卒"的记载形成时空互证，为重构后金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提供了新坐标。

此次发掘的深层价值，在于开创了"考古学本位"的清前史研究方法。当我们将出土的板瓦滴水与《无圈点老档》对读，将房址轴线与星象记载比照，便发现历史文献的"文本性"与物质遗存的"现场性"间存在惊人的张力。这种二重证据的对话，正是当代国学研究亟需强化的学术自觉。

（本文依据考古报告与《满学研究》最新成果撰成，谨向沈阳考古队同仁致学术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