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叶家山墓地两件文物认识西周木胎铜扣壶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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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叶家山墓地两件文物认识西周木胎铜扣壶及相关问题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作者：徐良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江汉考古》2017年第2期）

由叶家山墓地木胎铜扣壶论西周礼器工艺与制度

徐良高先生对叶家山墓地两件木胎铜扣壶的研究，为探讨西周礼器制作技术与礼制内涵提供了重要线索。本文试从工艺特征、礼器功能及文化意义三方面补充阐发。

一、木胎铜扣工艺的技术溯源
叶家山M28与M65出土的木胎铜扣壶，其“木胎髹漆为体、铜扣包镶口沿”的复合工艺，实为商周之际“金木相济”传统的延续。考古所见殷墟妇好墓铜觚已见木胎残迹，而西周早期此类工艺更趋成熟。铜扣不仅具有加固器口的实用功能，其金属光泽与漆木质感形成的视觉对比，更暗合《周礼·考工记》“审曲面势，以饬五材”的造物哲学。值得注意的是，两件壶体铜扣纹饰简朴，与同期青铜壶繁缛纹样形成反差，或反映“器以藏礼”中材质等级差异——木胎漆器在礼器序列中地位略低于纯青铜器。

二、礼制语境中的功能定位
两壶出土于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其器型承袭商晚期铜壶范式，但容积明显缩小（通高约25厘米），当属《仪礼》所载“壶尊”之列，用于盛放郁鬯或醴酒。特别值得注意的是M65壶内残留物（未检测），若为酒类有机物，则可与《诗经·大雅》“清酒既载”互证，揭示西周早期“裸祭用鬯”的仪轨。而木胎材质的选择，可能关联《礼记·郊特牲》“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的朴素礼念，体现周人“尚质”的祭祀观念。

三、区域文化交流的物证
叶家山作为南土曾国遗存，其木胎铜扣壶与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漆器工艺相似，反映周文化圈内“金木复合工艺”的技术传播。但曾国壶体更显修长，与关中地区矮胖造型差异明显，或受长江流域原始瓷壶造型影响。这种“周礼为核，兼收地缘”的特征，恰印证《左传》“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政治实践中，诸侯国对核心礼制的在地化调适。

徐先生的研究启示我们：西周礼器研究需突破单一材质分析框架，而应关注复合材质背后的技术选择与礼制表达。叶家山木胎铜扣壶既是“工商食官”制度下百工协作的产物，亦为周人“文质彬彬”礼乐精神的物质载体，其价值远超一般性容器的实用范畴。未来研究可结合更多科技检测数据（如漆膜成分、木材种属），进一步揭示早期中国的工艺网络与意识形态互动。

（全文约780字）

木胎铜扣壶所见西周礼器制度的形制创新与工艺传承

叶家山墓地出土的两件木胎铜扣壶，为研究西周早期礼器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此类器物以木为胎，外饰铜扣，体现了周人在礼器制作上对材质与工艺的独特思考。从形制特征观之，其修长颈、鼓腹、圈足的设计，既承袭了商代晚期青铜壶的基本范式，又通过材质转换展现出周文化的创新精神。这种"形制承续而材质变异"的现象，正是周人"损益"前代礼制的具体表现。

细察其工艺特征，木胎铜扣壶采用了"分铸套接"技术，铜扣部分与木胎精密配合，反映了西周早期工匠对异质材料复合加工的娴熟掌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铜扣多集中于器物的口沿、肩部、圈足等关键部位，这种"重点加固"的设计理念，既保证了器物的实用性，又通过金属与木质的质感对比，创造出独特的视觉层次。考古资料显示，此类工艺在商代已有雏形，但至西周时期才形成规范化的制作体系。

从礼制功能角度考察，木胎铜扣壶的出现可能对应着西周早期礼器使用的等级差异。《周礼·春官》载"祭祀之器，天子纯金，诸侯合金，大夫铜，士木"，叶家山墓地的等级背景与出土器物的材质选择，正可与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这种"以材质别尊卑"的做法，体现了周人"明贵贱，辨等列"的礼制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木胎铜扣壶既非纯木器亦非纯铜器，其材质上的"中间状态"，或许反映了西周礼器制度发展过程中的过渡特征。

与同期青铜壶相比，木胎铜扣壶在纹饰风格上呈现出明显的简化倾向。商代青铜器上常见的繁缛兽面纹在此类器物上多简化为几何化的弦纹或带状纹饰。这种"纹饰趋简"的现象，可能与周人"尚质"的审美取向有关，也与木材不易精细雕刻的材质特性相关。考古类型学研究表明，此类纹饰简化趋势在西周中后期逐渐影响到青铜礼器的装饰风格。

综而论之，叶家山木胎铜扣壶作为商周礼器演变过程中的特殊形态，既保留了传统器形的记忆，又通过材质与工艺的创新，展现出周文化对前代礼制的创造性转化。这类器物的出现，不仅反映了西周早期手工业技术的进步，更是周人构建新型礼乐文明的物质见证。其研究价值，正在于它为我们理解中国早期礼器制度的多元发展路径提供了关键性的实物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