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陶器、煮粥、釀酒與社會複雜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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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陶器、煮粥、釀酒與社會複雜化的發展

（來源：中國考古網　作者：劉莉 美國史丹福大學 原文刊於：【中原文物】2017年第2期）

【陶器肇始與文明嬗變芻議】

陶器之興，實爲華夏文明重要轉折。【考工記】云："摶埴之工，陶旊。"早期陶器不僅革新飲食方式，更暗藏社會複雜化之樞機。考古所見裴李崗文化陶盂，其形制規整，火候均勻，已顯專業分工之端倪。

粥食之烹，乃農耕文明重要表徵。【周書】載"黃帝始烹谷爲粥"，陶鬲炊煮技術的成熟，使穀物得以充分糊化，既提高營養攝取效率，又促進定居生活穩定。半坡遺址出土的夾砂陶罐，內壁常見炭化粥垢，可證先民"粒食"傳統之悠久。

釀酒之術，尤見社會分層。【世本】言"儀狄始作酒醪"，陶瓮發酵技術的出現，使剩餘糧食轉化爲禮儀用品。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酒器群，形制規整，紋飾精美，已非日用之物，實爲"禮以酒成"的明證。

三者相生相濟：陶器爲物質載體，粥食固經濟根基，釀酒成禮儀媒介。由實用器至禮器，自溫飽需求至精神追求，器物演變背後，正是"器以藏禮"的文明進程。考古資料顯示，仰韶至龍山時期，陶器種類由十餘種增至三十餘類，專業化生產與社會分層同步深化，恰合【禮記】"物勒工名"之制。

要之，陶器革命不僅改變飲食方式，更爲社會複雜化提供物質基礎與技術準備。由炊煮而釀造，自實用而禮儀，器物演進之跡，實乃文明升華之道。

【陶器肇始與文明嬗變芻議】

陶器之興，實爲華夏文明重要轉折。【考工記】有云："摶埴之工，陶旊之事"，早在新石器時代，先民已諳"水火既濟而土合"之道。考古所見裴李崗文化之紅陶，其形制雖簡，然已見"器以藏禮"之端倪。

粥食之烹，非獨飲食之變。【禮記·內則】載"饘粥之食"，其文火慢烹之法，使老幼皆得養。陶鼎鬲之器，實爲"燮理陰陽"之具，穀物經此化生，氏族乃能聚食共炊，禮制雛形由是而生。二里頭遺址所見陶甑，更證"水火相濟"之智已臻成熟。

至若酒醴之釀，尤見文明進階。【尚書·說命】言"若作酒醴，爾惟曲糵"，大汶口文化之陶鬹、龍山文化之黑陶高柄杯，皆昭示"飲必祭，祭必酒"之禮。酒器之精，實爲"明尊卑，辨等列"之物，社會分層由此彰顯。

綜而論之，陶器演變暗合"道器相須"之理：炊具之變促進農耕定居，酒禮之興催化階層分化。如【易傳】所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陶器實乃承載文明基因之重要介質，其發展軌跡恰與華夏社會複雜化進程相始終。今之學者，當循"格物致知"之徑，於陶片紋飾間解讀文明密碼。

【陶器肇始與文明嬗變：飲食技術對社會複雜化的催化作用芻議】

劉莉教授此文以器物爲經、以飲食爲緯，深刻揭示了新石器時代技術革新與社會結構演進的共生關係。筆者試從國學視角補綴三義：

一、陶器形制與"器以藏禮"的早期實踐
【周禮·考工記】云"摶埴之工"，陶器製作實爲禮制雛形。考古所見裴李崗文化三足缽、磁山文化盂形器，其形制演變暗合【禮記】"飲食器皿，各有等差"的記載。賈湖遺址出土的20%磨光黑陶，恰印證【墨子】"食必常飽，然後求美"的文明進階規律。

二、粥食革命與"和同"思想的物質基礎
【尚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粥食的出現使穀物實現從"粒食"到"糜食"的轉變。考古數據顯示，仰韶文化陶甑的普及率與聚落規模呈正相關，恰應【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的定居理想。這種飲食方式的標準化，實爲【荀子】"群居和一"理論的物質前提。

三、酒醴之興與"禮以酒成"的文明密碼
大汶口文化高柄杯與【儀禮·鄉飲酒禮】的器用制度遙相呼應。二里頭遺址陶爵與漆觚的組合，恰是【詩經】"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的考古實證。釀酒技術催生的宴饗文化，不僅實現【周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的社會功能，更孕育出最早的財富再分配機制。

結語：
從陶鬲炊煙到青銅酒香，飲食技術的每次突破都重塑著社會組織形態。這種"器道相濟"的文明發展模式，恰印證【易經·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古老智慧。劉莉教授的研究，爲理解華夏文明"由器入禮"的演進路徑提供了重要註腳。

器以載道：從陶器功能分化看華夏文明的早期演進

陶器的出現絕非僅是生活用具的革新，實乃人類文明進程中的關鍵轉折點。考古資料顯示，中國最早的陶器可追溯至約兩萬年前的江西仙人洞遺址，這些原始陶器已然昭示著先民對物質轉化的深刻認知。陶器的發明使人類首次掌握了通過物理化學變化改變物質屬性的能力，這種技術突破爲後續社會複雜化奠定了物質基礎。

粥食文化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會學意義。當先民開始使用陶器煮製穀物粥糜時，不僅解決了老人幼兒的進食難題，更創造了一種新型的食物分配機制。考古發現表明，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裴李崗文化遺址中，陶器與石磨盤、石磨棒共存，顯示出穀物加工與烹煮的完整鏈條。這種軟質食物的普及，使得社會成員間的食物共享成爲可能，從而弱化了原始狩獵採集社會中強者獨占資源的自然法則，爲平等社會關係的建立提供了物質保障。

酒器的出現則標誌著社會分化的開端。仰韶文化晚期的大汶口遺址中，專用酒器的出現與陶器類型的多樣化同步發生。釀酒過程需要剩餘糧食的積累、專門技術的掌握以及發酵容器的製作，這三者共同構成了專業化生產的雛形。尤爲值得注意的是，酒器逐漸發展出禮儀功能，如高柄杯、觚形器等特殊器形，顯然已超越實用範疇而具有身份象徵意義。這種"器以藏禮"的現象，正是社會階層分化的物質表現。

從煮粥到釀酒的器物演進，實則反映了人類社會從平等走向分化的複雜過程。陶器功能的專業化催生了社會分工，而酒器的禮儀化則標誌著權力結構的形成。考古材料顯示，龍山文化時期，酒器已成爲貴族墓葬中的重要隨葬品，其數量與精美程度與社會地位呈正相關。這種物質文化與社會結構的共變關係，印證了【禮記】"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深刻洞見——對飲食的控制能力，實爲社會權力運作的最原始形式。

器物演變與社會發展始終保持著辯證統一的關係。早期陶器的功能分化，既是社會複雜化的結果，又反過來加速了這一進程。這種物質與社會的互動機制，爲理解華夏文明的早期演進提供了獨特視角。當今學界當進一步探究不同文化區系中陶器發展與社會變革的具體模式，以期更全面地把握人類文明發展的普遍規律與區域特色。